环保部日前下发《关于做好空气重污染监测预警信息发布和报送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批评部分地区“空气重污染预警信息发布和报送不主动、不及时，应急措施滞后，面对公众关切不回应、不发声”。（12月17日《中国环境报》）

“面对公众关切不回应、不发声”，漠然的姿态背后，或并非地方政府部门认知的麻木，而是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规避政绩单上的污点，或要比解除空气污染的威胁更为紧要。此番环保部的《通知》，驱散环境信息的雾霾，正是空气治污的前提。但显然，这只是工作机制的完善。要让这种工作机制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并发挥效力，恐怕还得纳入到政绩评价体系中来。

前段时间，辽宁的“雾霾罚单”备受关注和争议。秉持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问责的矛头理应指向高污染的企业，以及落后发展观念的地方政府和官员。可到头来，“雾霾罚单”罚的却是纳税人，企业、政府和官员的利益却毫发无损。因此有人建议，“雾霾罚单”不能伸进纳税人的钱袋子，而是应该砍向污染企业的利润，指向地方政府和官员的政绩单。

毋庸置疑，“雾霾罚单”是种工作机制的创新，但致命的缺陷在于，它并未触及对相关利益群体追究和问责的关键问题。而环保部的《通知》，显然也存在着同样的尴尬。

从《通知》来看，只是要求建立空气重污染监测预警信息报送制度，规范信息发布渠道。至于预警信息发布滞后、报送不主动，地方政府和官员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并没有要求。科学的工作机制如果没有配套的问责机制来推动，那么预警监测信息报送制度难免悬置。当然，《通知》在问责方面表现出的绵软，也体现出环保部的尴尬，光凭环保部恐怕力所不逮。

表达铁腕治污的“雾霾罚单”也好，驱散信息雾霾的空气重污染监测预警信息报送制度也罢，归根到底，只是工作机制的改变。而要改变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行政思维和政绩理念，避免在环境问题上失职渎职现象的发生，根本的驱动力，还是相应配套的监督和问责机制。

时言平 （媒体评论员）

日前，辽宁省对辖区内8个城市开出5420万元“空气质量考核罚单”，并承诺罚缴资金将全部用于该省蓝天工程。这是辽宁省自2012年出台《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考核暂行办法》以来，首次开出“灰霾罚单”，罚金由省财政厅直接从下级城市财政资金中扣缴。尽管行动果断，但质疑之声也不少：譬如地方政府缴纳的5000多万元罚款，最终究竟由谁来埋单？（《中国青年报》12月17日）

理论上说，政府不是生产者，罚单自然是财政兜底，最后还是纳税人埋单。明明是问责政府治霾不利，被雾霾所累的市民反倒最后掏钱：这“灰霾罚单”，真的仗义吗？

公众对雾霾罚单的关切，显然不只是在于罚单本身，而是对城市治霾思维的群体焦虑。12月出现的雾霾，已波及25省份，100多个大中型城市。中国气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平均雾霾天数为52年来之最，安徽、湖南、湖北、浙江、江苏等13地均创下“历史纪录”。“十面霾伏”之下，治霾就成了斗智斗勇的焦点议题。

尽管备受质疑，辽宁的“灰霾罚单”却在最初收获了“五星好评”，道理并不复杂：一是三个月前，剑指大气污染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公布，被公众称为史上最严的国十条。此后，各地的应急预案也应运而生，但其中也不乏叶公好龙者。避让等待的多，当真责罚的少，“灰霾罚单”毕竟动了真格。二是在经济转型无法一蹴而就的语境下，环境友好型增长方式不可能从天而降。下一场雾霾再来，我们怎么办？停工放假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也许只有赏罚分明，治理才会穷尽一切努力。

就像辽宁省官员坦承的，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罚款，的确对一些城市来说不算什么，“作为沈阳这样一个大的省会城市，3000多万它也是不在乎的”。主要是罚钱后，市长的面子挂不住，以此倒逼官员认真处理问题。醉翁之意不在酒，但你非要说这酒色泽如何、味道怎样，岂不是鸡同鸭讲？

看来，这罚单本就是“罚市长面子”的，又何苦在谁掏钱上纠缠？只是，如果“市长们”都看穿了罚单背后的小心思，虚化于官德之上的“城市责任”，真能兑现为真实的权力痛感吗？

今年6月，《浙江省环境空气质量管理考核办法》（试行）正式发布，其中就有依据PM2.5指标高低，来对城市进行奖励或罚款的规定。譬如，若城市考核不合格，下一年度各级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暂停审批对该城市PM2.5指标造成重大影响的工业建设项目。眼下来说，真要停批项目，可能比罚钱更靠谱一些。

据报道，在空气质量较差的石家庄市，由于雾霾天气时小学生不能正常在户外运动，这个市一小学创编了一套“防雾霾”室内武术健身操。这一做法引起了人们的热议。

“防雾霾操”在网上遭到很多调侃甚至嘲讽，“就瞎忽悠吧，霾吸入肺部，简单的运动就可以防治？”“锻炼身体还说的过去，防止雾霾，开玩笑吧？”的确，基于常识，雾霾之害是通过呼吸系统进入人体的，练什么操也不可能让孩子们不呼吸。

不过，“防雾霾操”也就是个应景的“冠名”罢了，网民们不必太较真儿。孩子雾霾天气出不去，学校能想到在室内带领他们锻炼身体，还是值得鼓励的。这套操据称是时间短、发力轻，身体活动充分，做完整套操身体微微出汗还能起到排毒的效果。“防雾霾”虽然是奢望，但锻炼身体总是有好处的。

当然，从教育的角度出发，老师们还是要和学生交代清楚，这只是“抗雾霾”的室内锻炼大法，千万别以为练完了，雾霾天气出门也就真的“百毒不侵”。

□徐大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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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河北石家庄光明路小学，全校的孩子都在教室练习一套“防霾”武术健身操。进入冬季，北京、天津、河北、上海等国内多地频现雾霾天气。为了减少霾对孩子的伤害，该小学独创了这套防霾健身操，可增强孩子体质。据学校介绍，这套武术由23个动作，怀中抱月、开天辟地、力劈华山、海底捞月让孩子活骨疏筋，而按压合谷、气沉丹田可排解肺部有害物质，具有防霾效果。（12月11日，中新社）

面对雾霾，中国人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生存智慧。既然雾霾的困境一时无法廓清，“雾霾面前人人平等”，防霾口罩、空气净化器齐上阵，各种“防霾攻略”新出炉。当然了，雾霾本就不合常理，幽默的国人还不忘幽上雾霾一默，诸如“厚德载雾，自强不吸”的段子层出不穷。深受雾霾之苦，我们“痛并快乐着”。

河北光明路小学自创的“防霾”武术健身操就是“雾霾中国”下群众“生存智慧”和“逆境幽默”的“结晶”。今天，一组“防霾”武术健身操火爆网络，让众多网友看了不禁发笑，一群面无表情的小学生在狭小的空间里摆出各种武术架势。据说，此类健身操按压合谷、气沉丹田，可排解肺部有害物质。不论你信不信，学生们是相信了。

当小学生们在元旦晚会上摆出“怀中抱月、开天辟地”等“抗霾招式”时，我们可以赞扬排练老师有创意。可如今，以 “防霾”、强身健体之名，让学生在上学时间跳这样一个并未得到科学论证、招式稀奇古怪的武术操，学校这是在忽悠谁？山寨武术“防霾操”作为娱乐倒也罢了，怎能忽悠是渴求知识的小学生呢？从孩子们做操时紧绷着的严肃、认真的表情上即可看出，这些尚处启蒙时期的孩子，对这套伪科学的山寨操，毫无怀疑。

实际上，防霾操的出现是某些学校管理者长期以来固化教育思维的产物，在他们的认知中，“学生被工具”是很正常的现象。君不见，贝克汉姆造访南京，数千小学生被拉到烈日暴晒的体育场“被球迷”；君不见，某幼儿园学生叠三层让老师坐在上面“被肉垫”。“学生被工具”的做法往往是娱乐了老师，可学生的尊严、教育的本质，却碎了一地。

的确，雾霾恶化了我们的生存环境，足以让我们心生焦虑。此时此刻，幽上雾霾一默未尝不可，但幽默剧和严肃的教育，并不能对等；幽默的对象也不能转嫁到纯真的孩子身上。以“防霾”之名让学生跳滑稽可笑的武术操，“效果”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可小学生的心灵倒被这操“污染”得不轻。

空气的高度开放性、流动性决定了雾霾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事情，覆巢之下无完卵，谁也没有资格置身事外。

江苏、浙江、上海……刚入12月，中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再次遭遇持续性雾霾天气。据中央气象台统计，截至4日18时，我国已有25个省份、104个城市都深中“霾伏”。各地也在积极治理，譬如河北全省上下正在进行一场狂飙突进式的大气污染治理运动；辽宁省首次给8个城市开出“雾霾罚单”。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路上牵着你的手，却看不见你”，有人用这种“黑色幽默”调侃雾霾。当全国过百城市“十面霾伏”、一些城市每年雾霾天气在100天以上、个别甚至超过200天、高速公路因雾霾而封闭、中小学因此而停课……雾霾危害何止“牵着你的手，却看不见你”？钟南山院士近日再次警示：雾霾比非典更可怕。

“雾霾比非典更可怕”的结论，一方面基于危害本身，雾霾“要命”，若以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范畴、程度与深远等综合而论，其危害绝不亚于“非典”。“非典”虽然来势汹汹，但很快过去，雾霾就不一样，若得不到有效治理，它不会自动消失，只会越来越严重。一方面基于雾霾治理之艰巨。艰巨，不仅是治理技术，更多是治理意愿。雾霾一定程度上是GDP“副产品”，而GDP对于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正处于“爬坡阶段”的中国社会仍至关重要，甚至是地方政府的“命根子”。以GDP换清新空气，难度可想而知。像对地方开“雾霾罚单”，说到底也是一种懒政，要是罚款能罚出新鲜空气，那雾霾治理就是小菜一碟。

十面霾伏，路在何方？这是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快速发展后，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沉重的、无法回避的问题。面对全国大范围、长时间出现雾霾天气，如果还坐视不理、无所作为，或空喊口号、怨天尤人，或寄希望于大风吹散、大雨淋消，就是对公众的不负责，对子孙后代的犯罪。技术层面的治理，或者说雾霾的技术治理，难度并不是特别大。简言之，无非是，禁止新上污染项目，严格控制大气污染物的新增量；关掉一些大型污染项目，进行大气污染减排。一禁一减两手抓，持之以恒，假以时日，空气质量就会慢慢好起来。至于如何才能将目标落实，那就是行政绩效问题。

国外一些城市也有过类似遭遇，上世纪五十年代曾经发生“烟雾事件”的伦敦也是痛下决心，经过数十年不懈努力，才摘掉“雾都”的帽子，成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之一。近年来，珠三角的空气大有好转，也拜大量污染企业关停、外迁所赐。禁上污染项目、关掉粗放型项目，势必影响地方GDP增速，这也是难点所系。因此，从根本上还是要破除过去那种“唯GDP论英雄”的错误政绩观、评价观，让地方政府官员从GDP增长率排位的焦虑中解脱出来，将更多精力投到环境保护中来。近日，中央组织部印发的《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对此已有考虑，转变值得期待。

空气的高度开放性、流动性决定了雾霾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事情，覆巢之下无完卵，谁也没有资格置身事外。是以，雾霾治理既要有属地概念，各尽其责，按照分解任务，完成减排，还要有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长期的区域合作机制，合力治霾，务求必胜。

受到外界广泛关注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0日上午在北京开幕。此次会议将分析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总结2013年经济工作，提出2014年经济工作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

而就在会议召开前夕，一场覆盖全国多个省份、污染十分严重的雾霾让很多人产生疑问：明年的经济工作会不会受到雾霾的影响？政府会不会下调经济增长指标？

也许有人会说，虽然雾霾的严重程度超出想象，并对正常生产生活产生了一定影响，导致许多地方交通严重堵塞、学校被迫放假、飞机等交通工具也被迫延误，但是，说对经济工作、特别是明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产生影响，可能有点夸大其词了。

那么，事实又会如何呢？雾霾到底会不会对明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产生影响呢？

要知道，雾霾的产生，是与被严重扭曲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密切相关的。正是因为全国相当一部分地区的经济结构严重偏“重”、严重偏“污”，经济增长方式严重偏“耗”，才会直接导致雾霾像幽灵一样在全国很多地方出没。除华北之外，一向比较稳定的华东和东北地区，今年也开始遭受雾霾的严重侵害。特别是华东地区，过去一直被认为是环境保护力度很大，污染治理比较有效，今年也出现持续多日的严重雾霾现象，更是让我们觉得，雾霾已不是一个局部问题，而是一个全局问题了。

事实也是如此，别看华东地区高科技企业很多，每年用于环保治理的投入很大，但污染企业也是随处可见。尤其是化工、造纸、钢铁、水泥、发电等严重污染企业，仍然是华东地区主要的工业项目。加上这些年华东地区的汽车保有量年年大幅增长，城市建设如火如荼，污染也就自然而然地比GDP增长快得多了。

于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变得越来越激烈，到底应当先保经济增长速度还是先保环境，也成了社会各方面争论的焦点。

值得注意的是，新的一届政府成立以来，在如何对待经济增长速度问题上，态度已经非常明朗，那就是要增强对GDP的容忍度，要在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的基础上，合理确定经济的增长目标，同时，要做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

问题是，这样的转变，似乎并没有有效传递到地方政府的工作目标之中，没有将这样的转变变成现实的行动。从今年以来各地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以及所采取的措施来看，GDP仍然是地方政府的最根本考量指标。围绕GDP，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仍然是大投入、大项目以及粗放式发展、粗放式经营，包括钢铁、水泥、化工在内的严重污染和高消耗行业，仍然是地方GDP的主要来源之一。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地方政府到底能不能跳出GDP的“雾霾”，走向绿色和环保。因为如果GDP仍然笼罩在“雾霾”之中，那么人就不可能走出雾霾。反之，要想让人走出雾霾，GDP就必须跳出“雾霾”。

显然，人与自然的角斗，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较量，将从现在开始真正展开。自然，明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也就成了不可逾越的一道考题、一次考验。从相关机构对明年经济增长目标的预测看，比较一致的观点是7%，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对明年经济增长目标的预测则是7.5%。

事实上，7%也好，7.5%也罢，都不是最核心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明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如果仍然建立在粗放式发展、粗放式经营基础之上，仍然脚踩“雾霾”，那么，纵然经济增长目标再高、数据再漂亮，也是没有什么价值的，甚至可能变成灾难的叠加。反之，如果是建立在真正的“绿色”基础之上，是超越雾霾的增长，那即便数字再低一些，含金量也很高。

不管明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是多少，没有“雾霾”都应是最核心、最重要的问题，都是必须遵守的一条铁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明确明年的工作任务时，一定会将此作为最重要的一项要求下达给地方政府。同时，围绕这项任务，压缩过剩产能、降低污染排放、减少资源消耗等也会作为具体的工作措施和要求，下达给地方政府。譬如钢铁和水泥行业，明年的压减产能任务将是十分艰巨的。那些前几年以钢铁和水泥行业为“本”的地区，明年的日子恐怕不会太好过。

需要重视和注意的是，由于GDP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淡出人们的视野，如何才能倒逼地方政府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除了下达某些方面的任务之外，还必须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如信贷政策、财税政策以及税制改革、价格改革等，如果相关的政策措施和改革手段，能够有利于地方政府放弃对高能耗、高污染企业的依赖，那么，明年的GDP增长，就有可能向“绿色”逐步转化。反之，雾霾则仍然可能会成为社会关注的最热点问题之一，并对以后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为消极的影响。

总之，雾霾在对正常的生产生活带来不利影响的同时，也对各级政府提出了十分严峻的考验。在这场考验面前，到底是政府及其官员的局部利益、个体利益、眼前利益重要，还是全局利益、整体利益、长远利益重要，应当可以作出准确的抉择。

谭浩俊（江苏 职员）

遏制空气污染，改善生态环境，经济手段不是不能用，同时还要更多发挥政绩考核这个“指挥棒”的作用。

来自辽宁省环保厅的消息称，辽宁首次给全省8个城市开出了“雾霾罚单”，罚缴总计5420万元。沈阳、大连、本溪等城市，分别被处以多达数千万少则20万不等的罚款。处罚的依据，是该省环保部门对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可吸入颗粒物三项指标的监测结果。环保部门承诺，罚缴的资金将全部用于“蓝天工程”，治理环境空气质量。

在全国大范围雾霾的大背景下，这一举措被网友称为“罚款治霾”，并对其合理性和效果提出了疑问。转变发展方式、节能减排提了这么多年，但很多地方依然缺乏动力。眼看空气质量越来越差，雾霾范围和严重程度不断创纪录，靠罚款就能治得了雾霾吗？罚这些钱谁来出？会不会出现“交了保护费更放心排污”的情况？

细究一下，这个处罚决定是根据《辽宁省环境空气质量考核暂行办法》做出的。而这个办法明确把空气质量作为地方的政绩考核标准，并规定了具体的考核指标。应该说，这种考核导向和量化管理，比起以往的唯GDP主义，是一种进步。并且，通过经济手段调节污染物排放，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

不过，网友的担心，也并非没有道理。比如，给城市开出的罚单，由谁来“买单”？是地方财政，还是污染企业？如果是花公共财政的钱，从污染中得利的人，会有痛感吗？对一个污染大户的城市和企业来说，几十万、上百万的罚款，不过是九牛一毛，真能迫使其痛下决心节能减排吗？

对环境空气质量进行评价，体现了政绩考核导向的可喜变化，但要把好事做好做实，需要更细化的标准和更有效的抓手。

对于空气污染严重的地方和排污企业，也要具体分析、对症下药。确实属于落后产能和严重污染的，该关停的要坚决关停，不能允许其交了钱继续排污。对恶意排污的企业，不仅要罚，而且要罚它个倾家荡产，让他付出“付不起的代价”。这样才能形成威慑力，真正起到“经济调节”效果。

对地方政府和领导干部来说，罚款的效果，可能不如改进政绩评价标准。提高环境保护等指标在政绩考核中的权重，以此来决定官员的提拔任用、德能勤绩，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唯GDP”的政绩追求，增添淘汰落后产能的动力。

遏制空气污染，改善生态环境，经济手段不是不能用，同时还要更多发挥政绩考核这个“指挥棒”的作用。通俗地说，把空气质量和官员的“乌纱帽”挂钩，要比罚点钱更管用。

本报特约评论员 丁永勋

这些天雾霾笼罩了半个左右的中国，人们谈霾色变，迫切渴望政府拿出强有力的治理手段。但就在雾霾治理的关键阶段，我们竟然还不能确定雾霾的主要成因是什么，源头在哪，怎么找核心对策，等等。

现在，有一些看似常识性的问题，但不一定能找到普遍接受的答案。比如，雾霾出现是气候成因居多，还是环境问题居多？雾霾的主要源头是汽车尾气、油烟还是煤炭燃烧，或者各占比例多大？雾霾对人体的危害多大，是否可逆？专业领域可能已有答案，但社会层面仍然争议、分歧多多，探讨雾霾对策有着太多的不确定性。尽管雾霾“到处抢占了头条”，但非常尴尬的是，雾霾治理的前提性工作都不充分，现在连责任归属都变得一团模糊，社会充满全民抗霾的亢奋与混乱气氛。

治理雾霾，首先要认识雾霾，了解雾霾，进而分配责任。遗憾的是，我们对雾霾的认识过程，首先就并不顺利，至少，当初接受与吸纳PM2.5的概念就经历了一段曲折过程。公众舆论中，有关部门、专家出来分析雾霾成因，隐含的主线就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问题来了。很多治理建议配套出来，稍作归纳一下可发现，大多是些呼吁公众改变日常生活习惯的陈词滥调。最近又有媒体评论说，“中国人需要向雾霾一起端起刺刀”，莫鼓吹政府与民间的治霾对立，好像敦促政府加快治理是制造对立，甚至民间与政府是同等的责任主体。当前的雾霾应对中，弥漫着一股浓厚的说教味、道德味，少见理性、专业性精神。

大面积的环境污染，譬如空气污染，的确是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现象，更并非中国独有。但立足现代化进程而谈论空气质量，就当以现代化治理的思维出发，而现代化的一个精髓就是理性精神。治理雾霾的手段可能有不同的选择，但根本的出发点，是要讲专业性、科学性。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把雾霾看作一个科学问题，其次看作一个责任问题。雾霾主要源头在哪，危害在哪，空气指数的层面可否相应建立一套治理考核机制，等等，都要从科学的角度弄清楚，然后据此配备相应的责任机制。

很多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环境并非破坏了就无法复原，而对环境的复原通常是科学的办法，并非等待自然界去自我恢复。已经有丰富的经验可以借鉴，而且，“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也是我们国家的庄严承诺，没有道理继续把雾霾仅仅当做现代生活习惯问题、道德问题对待。希望看到蓝天、绿水，这既不是现代人田园牧歌式的乡愁，也没到需要全民自我检讨的时候，能不能治理，能治理到哪种程度，主要责任在谁，必须要有明确的答案。

我们国家的确还处于现代化中期阶段，污染问题远没达到可以彻底避免的时候，而我们当前的发展阶段、社会形态也不足以自然而然的维护美好的生态，惟其如此，集政府能量实实在在地进行环境治理，突出政府的首要责任，反而更显得重要。动辄以全民动员、道德鼓张的方式，试图去解决一个充满复杂性的空气问题，毫无疑问，这很容易成为推卸治理责任的手段，必须警惕和避免。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政府主导，找准雾霾成因，确定责任链条，拿出实际行动，追求看得见的实际成效。

□ 本报评论员 肖畅

记者日前获悉，《辽宁省环境空气质量考核暂行办法》公布以来，辽宁省首次给8个城市开出“雾霾罚单”，罚缴总计5420万元。辽宁省环保厅厅长称：“我们的原则就是，扣缴的罚款，用于你自己的城市，但要用在大气治理上。”

因污染开罚单，这非首例。陕西已连续多年祭出“生态罚单”，对河流污染等加以惩戒。但以“雾霾”为名头的罚单，实属罕见，也正因如此，辽宁对8个城市“开罚”，引起舆论广泛关注。

看上去，辽宁此举不乏意义：将罚款风险跟责任捆绑，或能倒逼各地绷紧弦，增强治污实效。问题是，依照该《办法》，经济处罚直接对象是市政府，罚缴资金由省财政部门在年终结算时一并扣缴。这难免让人生疑：这笔罚款，能化“罚单”为治霾动力吗？

事实上，陕西开“生态罚单”，奉行的也是“省罚市”模式，但市级政府并非买单者，而是对污染者的执“罚”者。而今，辽宁开罚单，却要地方政府财政划拨。

无可否认，空气质量超标，政府、企业和个人都有责任，但揆诸现实，在具体责任分成中，车辆尾气、工业排污、施工扬尘等是“大头”。在溯责时，履责不力的官员，显然应担主责；而污染企业，也难辞其咎，依法对其罚款，也是生态补偿的题中之义。

可如果是官员、污染企业“感冒”了，让公共财政“背黑锅”，那这罚单未免形同虚设。罚多少钱，对某些官员来说无关痛痒，反正是慷公家之慨。罚缴资金将“返还”给各城市用于空气治污，对地方政府来说，这相当于钱“从左口袋换到右口袋”，惩戒作用能有多少？而从法律角度看，在行政执法中，政府也不具备被罚款的责任主体资格。

说到底，治霾要动真格，更需要建立强效问责机制——比如说，问责适用条件适当放宽，就算污染尚不严重，只要是履责缺位就予以追责。也只有将环境考核跟官帽挂钩，给纵容污染、治污乏力的官员戴上紧箍咒，治污才能免于口号化。

□仲鸣（媒体人）

12月4日，南京发布空气质量红色预警，南京市城管局环卫处启动应急处置预案，通知各区环卫公司购置专业防霾口罩，在第二天发放到所有环卫工人手中。但有市民反映，在路过建邺区黄山路的时候，看到在户外辛劳工作的环卫工人们，并没有戴上专业的防霾口罩。记者进一步了解发现，河西建环环卫建设公司竟只给管理干部采购专业防霾口罩，却给环卫工人配备普通纱布口罩。（新华报业网，12月9日）

环卫工人们感到不理解：呼吸的是同样的空气，为什么坐办公室的经理、管理干部们就可以领到防霾口罩，而他们一线的工人却不能享受同等待遇？对此，环卫所先后给出两种解释：其一，因为连夜采购，很多药店当晚都卖断货了，购买到了少量这种专业防霾口罩，但因为该区环卫工人有近千名，人太多，没有发放下去，就留给了办公室的管理干部；其二，区别对待是个误会。

究竟是怎么“误会”的？环卫所未能解释明白。其实说来说去，大家都很清楚，无非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在防霾口罩不够充足的时候，领导干部们理所当然地先拥有防霾口罩了。尽管一线工人更迫切需要使用防霾口罩，但在管理层看来，自己的健康更重要。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特权思维，这种思维下，曾经的领导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追求已被抛到九霄云外，取而代之的则是已经成为潜意识的等级观念。于是，一旦面临着评优树先、发放福利待遇等带有稀缺资源性质的事情时，某些领导干部总是不由自主地冲到了前面。领导们在办公室里不至于需要戴防霾口罩，但他们在意的未必是一个口罩，而是自己的特权。

雾霾可怕，它伤害的是环境生态，是人的健康。特权思维更可怕，它伤害的是社会政治生态、是民心，而且这种伤害是持续的、长期的、潜移默化的。

再悲的丧事，都能唱出动人的赞歌。这是昨天可能最受关注的一篇言论，带给人们的真切感受，标题是《雾霾带来的五大意外收获》。这“五大收获”包括：让人更团结、更平等、更清醒、更幽默、长知识。另一则奇文则从军事角度论证雾霾的好处，称雾霾可让导弹失去目标。

奇文与多难兴邦式鼓舞人心的区别在于，把遮羞的含蓄面纱揭得一丝不挂，大有十三亿人终于同服雾共命运、纵做鬼也幸福的豪迈之气。

能在雾霾中找到凝聚人心的“正能量”，这是一般人想不到的。但对于有些人来说，其展示存在感的意义，就是把丧事说成喜事，从不幸中斩获快感。它比那个挨揍后用一句“儿子居然打起老子来了”自我安慰的阿Q，更叫人心酸得差点流泪。

雾霾是中国之痛，也是世界之痛。我们这一代人，用后代赖以生存的大自然生态代价，换取着高速发展的GDP，恰恰走的正是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每个人都会在这场雾霾中，感受到一种责任，一份教训。

雾霾顶在伦敦的天空，英国人用了大半个世纪的时间去治理。今天顶在中国人的头顶，老百姓品到了伤，而有的人却看到了“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的妙不可言。

听这样的颂歌，你笑不起来哭不起来，只有一身鸡皮疙瘩。它像人们头顶上一块永远挥之不去的另一种雾霾，所不同的是，天空的雾霾呛在肺上，这一种呛在心上。

即便按照物极必反的原理，雾霾向良性方面发展的可能性十分有限。为什么有些歌者，能够谱写出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浪漫主义”赞歌？我看还是歌者内心中充满着超人的“自信”。他们将自己的智商强加于民众，在习惯性的某种谄媚与察言观色的揣度中，将某种服务的功夫展示得淋漓尽致。按照这种乐观主义精神，倒是让人觉得，这雾霾，还应该来得更猛烈些；这灾难，还应该来得更残酷些。要不然，他们在百姓安居乐业的生活中，品不出自己想要的幸福。

雾霾让人看不到蓝天，却意外看到另一种嘴脸。

□刘雪松（媒体人)

根治雾霾污染还需要时间,而提高城市在雾霾污染下的应急管理水平,则是刻不容缓

高速公路临时关闭、机场延飞甚至取消航班、学校停止户外早操、扬尘工地紧急停工……严重雾霾笼罩之下,人们生产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城市的运行管理也面临严峻挑战。

日益严重的雾霾天,使得全国20多个省份的100多个城市空气质量达到重污染情况,京津冀、长三角重污染区已连成一片。如此严重的雾霾危机,对许多城市来说都是首次遭遇。中央气象台橙色霾预警,很多地方气象部门也首次发布了橙色甚至红色预警。

这么高级别的预警,对很多地方尚属首次,相关的应急机制更是存在不少薄弱甚至空白点。比如,面对严重雾霾天,有的学校自己查询相关信息决定停止户外活动,有的学校则仍让老师带着学生在操场上做操玩耍；有的城市向所有公众提示户外活动的风险,或者临时停驶部分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有的城市则显得“动作迟缓”甚至没有反应……

学校老师说,雾霾天要不要停止户外活动甚至停课,不知道该参照什么标准,“很纠结”。南方一些城市市民觉得,针对雾霾灾害什么样的信息都有,但缺乏权威的解释和引导,有关部门能否像预报天气一样对雾霾多一些预报或实时数据,而不是事后的通报?一些人还注意到,同样是雾霾监测和预警,气象部门和环保部门的通报信息内容又有区别,客观上也容易形成新的疑惑。

常态化的雾霾污染,很大程度上是“人祸”,但根治还需要时间,而提高城市在雾霾污染下的应急管理水平,则是刻不容缓。

部门“壁垒”需要进一步打破。比如,雾霾污染分别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学校需要减少学生户外活动、停止户外活动乃至停课,扬尘工地需要如何控制乃至停止施工,环卫工人、交警等部分户外特殊岗位需要采取何种防护措施,等等这些问题,除教育、气象、环保、建设、交通等部门自身积极作为外,更需要各部门及时沟通、协调一致。

而这些应急机制,不能停留在建立临时性的协调小组或联席会议上,而是需要建章立制、依法依规,并配套严格的考核、督办和问责措施。

信息发布需要及时畅通。雾霾“突袭”,而相关的文件“仍在路上”——这样的情况需要避免。随着雾霾天气的常态化,政府内部和对外的信息传播都需要创新手段、提高时效,政府的短信平台、官网、微博、微信等信息渠道需要彻底激活甚至发挥“主渠道”作用。

全社会的“自我管理”需要增强。应对雾霾污染,与其一味抱怨,不如实实在在做一点事。比如企业自身降低能耗和排放,商务和个人出行更多转向公共交通,社会组织参与进行相应的科普、动员和培训等。

新京报讯昨日中央气象台将雾、霾双预警降为黄色，这已是发布双预警的第七天。昨日因北风出现，华北地区雾霾开始逐渐消散。至此，伴随着12月来临出现的这场雾霾，已波及25省份，100多个大中型城市。（12月9日，网易新闻）

今年以来，我国多地遭受雾霾天气，且均创下“历史记录”，全国平均雾霾天数为52年来之最。雾霾天气致使多地高速封路、机场“停摆”，甚至出现商场断货，一“罩”难求的局面。雾霾天气不仅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影响，更是危害了人们的身心健康。

其实，雾霾的形成并不只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并非单方面的气候原因，而是气候条件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导致了大量污染物源源不断地累积。现代社会的发展，大多都是能源消耗型，虽然，很多企业都打着“低碳”、“绿色”等的口号，但汽车仍然在路上开着，暖气仍然要为市民供给。在城市GDP增长的同时，有谁注意到城市API的不断攀升？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什么时候才能改变？雾霾天气给人民带来的伤痛，到底该由谁来平复，是政府，亦或是社会？

雾霾来袭，政府应承担责任是毋庸置疑的，各地均制定了相关的应急措施和应急预案。但是，政府在治理雾霾的过程中，明显滞后，缺乏经验，没有准备。毕竟，“停工”、“停课”的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缓解雾霾。怎样才能釜底抽薪，彻底治愈雾霾呢？或许还是只能从优化产业结构、控制私家车、公交优先等“老话题”内寻求突破。

治理雾霾也并非只是政府的责任，将其一股脑的推给政府部门，既非现实，也不理性。城市里面的私家车、农村中小到生火做饭等都为雾霾做出了贡献。所以，雾霾来袭，我们每一位社会成员都是责任人，不能置身事外。治理空气污染，需要我们每一位社会成员在平时的生活中贡献一点“微能量”，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尽量使用清洁能源等等。

只要每一位国人贡献一点“微能量”，汇集起来就是一股巨大的正能量。我们不能重蹈伦敦当年毒雾的覆辙，有前车之鉴的警醒，也有雾霾现实的教育，不要再抱怨空气污染，从自己做起，承担自己的责任，不要等他人来平复你的伤痛，最终是要靠自己治愈。

12月4日，南京发布空气质量红色预警，南京市城管局环卫处启动应急处置预案，通知各区环卫公司购置专业防霾口罩，在第二天发放到所有环卫工人手中。但有市民反映，在路过建邺区黄山路的时候，看到在户外辛劳工作的环卫工人们，并没有戴上专业的防霾口罩。记者进一步了解发现，河西建环环卫建设公司竟只给管理干部采购专业防霾口罩，却给环卫工人配备普通纱布口罩。（12月9日，中国网）

管理干部戴防霾口罩，环卫工人戴普通纱布口罩，这确实让人费解。难道该环卫公司还以口罩定身份？本来好好的干群关系，却因口罩的折腾，其正能量被抵消不少。纵观该事件，其实反映出该部门管理者奇葩的特权观和等级观。干部和职工之间的距离因一只口罩被无形拉开了。

为何购买两种不同的口罩？按照该单位领导的说法，“因为是连夜采购，很多药店当晚都卖断货了，实在买不到，只好用这种12层的棉纱口罩代替。”但是，从记者的市场调查结果来看，真实情况并不像该领导解释的那样，不是买不到，只是不好买而已。从另一角度来说，既然是为了环卫职工预防雾霾需要，那么该单位之前就没有制定应急预案？在平时又是如何重视环卫工人身体健康的呢？

正如环卫工人们所说，干部和职工呼吸的是同样的空气，为什么坐办公室的经理、管理干部就可以领到防霾口罩，而他们一线环卫工人却没有同等待遇？按理说，在室外工作的同志受雾霾的影响会更大一些，真正应该使用防霾口罩的是一线环卫工人，办公室的管理干部戴着防霾口罩又算啥呢？难道是为了炫耀特权，表明自己高人一等？

此事件被媒体曝光后，该单位能及时反省和整改，让人感到欣慰。毕竟，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可是，如此一折腾，购买口罩的经费预算又岂不是大量增加，这样的浪费又该算到谁的头上？造成的损失又该谁来买单？

一个口罩不仅反映出管理者思想的毒留，而且还表现出了他们根植于骨子里的尊卑观念，这或许就是当今社会大家都争着考公务员，抢着当官的原因之一。此风不除，官民平等岂不是一句空话！故笔者认为，只有官民平等相待，互相尊重，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共同努力，才能扫清改革发展的障碍。

应从建设区域经济一体化着眼,真正发挥京津的龙头带动作用

前几天,雾霾席卷大半个中国,京津冀也在重污染之列。其实,京津冀地区近年来持续恶化的环境污染,已广为社会各界诟病。中央和地方政府均已制定相关措施,筹划综合治理。但沉疴久矣,根本性的治理非朝夕所能见效。走出北京城区几十公里,就可看到河北区域内的许多乡村破败不堪,有些村落甚至贫困凋零。我认为解决京津冀的环境污染问题,必须与环京津贫困带的命题同时破解。

环京津贫困带的新闻,已多次见诸报端。几年前有资料说,环绕京津尚有3798个贫困村,272万贫困人口。这实在不是个小数字,它和这两座城市的现代繁荣反差确实很大。

社科院公布的《中国区域发展蓝皮书》称,按照国家发展规划,要建设“新兴城市群”,即指在一定距离内可以频繁往返进行商务活动、由一个或若干特大城市为龙头,众多中小城市协调分布,由农田、林地等特色空间相隔离,通过便捷交通走廊相连接的一种城市空间形态,这是支撑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京津冀地区,应该符合这一规划。

北京作为超级大都市,发挥着新兴城市群的核心作用,但北京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效应却很小,甚至还形成了“空吸”现象,即资源、人才逐渐向北京过度集中。同时,环京津地区被动为京津服务,造成京津周边地区发展迟缓。比如,近年来环京津的河北廊坊、唐山、张家口、保定等地区,百万千瓦以上的大型火电厂已逾20座,大部分为京津供电所建,但电力供应趋紧时,河北还要为保北京而自我限电；在水利上,河北为保证北京用水安全在上游挡风沙,防污染,省内最大的河流还引入津城；在产品结构上,不断接收京津下游工业产品,特别是奥运会后,不少污染项目都迁往河北。

同是区域核心城市的上海,却发挥着“长三角”地区的龙头作用,以快速发展拉动相邻的江浙地区经济发展。上海许多优势产业都在周边区域建厂,据统计,“长三角”地区生产总值是京津冀两市一省的一倍以上,“长三角”地区接待游客数量是京津冀地区的1.8倍,旅游收入是京津冀地区的3倍。专家认为,这主要是京津,特别是北京的拉动效应未能充分发挥。当然,这里也有环京津地区主动和京津接轨,自觉接受辐射和带动的问题。

京津两大城市繁花似锦,反衬着河北贫困乡村的土房,这多么不协调。国庆期间,我到距京津分别只有一个半小时里程的唐山市驻足3日,发现这座河北省经济体量最大的城市,为京津两个城市的发展贡献愈多,与京津经济发展反差愈大,而京津为唐山的反哺愈小。　　　

如果京津作为中心城市的龙头作用发挥出来,将是“长三角”所不能比拟的。河北是三千万京津人口的后花园和蔬菜地,很多河北人在北京看大门、摆地摊,却常被城管所欺,因为他们的家乡还远未富庶。

新中国建立60多年以来,京津冀的特定经济区域,被片面地赋予了特殊的政治意义,经济发展考量得不够,这或许是形成环京津贫困带的历史成因。其实,经济发展了才能更好地服务,这一点有必要“纠偏”。

“空吸现象”必然形成周边的贫困,京津应为治理这些贫困而做些什么,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在治理京津冀环境污染的呼声中,从经济结构转型着手,建设区域经济一体化,从环保的微观放眼经济发展的宏观,是决策的一个着眼点和机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