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生育政策放宽了，却引来了很多“两个孩子养不起”的议论。

养不起的借口之一是“抚养成本太高”。都拿成本说事儿，说的却是娇宠独生子女时成本的老黄历，然后再将它乘以二。当然，农民工孩子的养育成本与明星土豪养育孩子的成本是有天壤之别的。每月挣3000元，非要按挣3万元的标准来养孩子，那总是养不起;只要量力而行，他就总有办法了。

养不起的另一借口是“太累太辛苦”。对一些人来说，不光两个孩子他养不起，一个孩子他也说养不起，甚至他还说连自己也养不起，还要啃老还要欠债。自己认为养不起的，不养好了;想要养的，怎么着也养得起，苦累都变成了甜蜜和快乐。

养不起还有一借口是“工作太忙没时间”。人生的意义在高速运转的事业机器上是想不清楚的，那就让工作节奏慢下一点来好好想想。生活幸福、事业成功、家庭和谐有时候与学历高低、挣多挣少、时间紧绷并不一定直接关联。现实中，有的人主要不是财力不足，而是时间精力成本不想付出。也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育选择，不生也是他的权力，但不要太拿养不起说事儿。

其实，养得起或养不起根本不是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伪命题，而真正争论的关键可能还是如何养。

因为，养孩子哺育后代本来就是动物的本能。非说养不起，那就有点矫情，那是社会将他这个人异化了，那他就连自己作为人这个物种的延续的基本能力都没有了。

我们小时候，家里哪家都是三四个以上的孩子，父母也都要工作，收入也很微薄，人均几元钱，也就这样长大了。我真佩服我们的父母;我也佩服我们自己。那时候，家长也不用像现在这样，如同护花使者一般过分呵护聚焦孩子，孩子却像春风吹又生的野草自然长大。一个是养，一群也是养;孩子增加一倍，费用不是简单翻倍;孩子有了伴，养起来轻松多了。

我一个朋友在美国打拼十多年，有一份尚可的工作，在费城郊区有简单的车简单的房，娶了一美国媳妇，生养了4个孩子，媳妇当了全职太太，父母从国内退休后去美国跟他一起过，也帮助打点临工，生活不很富裕，但也其乐融融。他说，他从来没有想过养得起养不起的问题。

当然，关键是看怎么养。很多嚷嚷养不起的，还都是高学历高阶层的人士。他们的养不起，是说要将他们的孩子打造成比他们更加精英的人，如此花费他们负担不起：要请最贵的月嫂;要吃最贵的洋奶粉;要买最高级的玩具;要上最好的双语幼儿园;要上最上档的特长班;要上择校费昂贵的重点小学中学;要不让生活质量有一丁点下降。既要自己活得优雅舒气，又要孩子处处拔尖。粗放式养孩子现在已不为一些高精尖人士认可，自己已经是白骨精了，还要让孩子从起跑线上就处处高人一头。这样养孩子，的确难度很大。

其实，当我们将怎么养的问题想通了之后，对改变我们畸形的教育也有很多好处。用不着每家每户天天都在望子成龙;用不着为考试分数天天与孩子斤斤计较;用不着小看孩子的免疫力而为点点小感冒而干着急。 孩子的将来是他自己的，只要孩子同你一样，品德端正、积极向上、身体健康、自食其力，也就足够了。

(郑红深，人民日报海外版高级编辑)

海外网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要求放开单独家庭生二胎，这使大量中国的年轻夫妇面临生不生二胎的选择。他们大多是城市家庭，有些三十多岁的夫妇已经有一个孩子，突然获得了合法生二胎的可能性。

然而留给那些三十多岁夫妇做决定的时间已经不多，此外他们周围是只生一胎的社会大环境，要生二胎，他们将成为中国城市里第一批普通双子家庭的主力。毫无疑问，他们将经历特殊的育子压力。

中国城市当下的实际育子成本大体触及了普通独子家庭承受力的底线。中国家庭都望子成龙，孩子的教育投入在家庭经济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结果是各种昂贵的育子项目纷纷出台，孩子上学有偿择校成为普遍现象。这耗尽了很多年轻家庭的财力。

以目前的独生子女养育成本，将它们乘以2，是很多城市普通家庭承受不了的。这肯定会抑制部分单独家庭生二胎的愿望。如果今后大量城市家庭生二胎，中国的教育产业就需做出调整，提供更多质优价廉的选择，独生子女社会特有的很多风尚和消费习惯都要随之改变。

从这个意义上说，“单独二胎”政策只是中国城市重新过渡为双子及多子家庭社会的开始。这个过渡很可能是漫长的。

“单独二胎”政策是允许和开放单独家庭生二胎，这与全面鼓励生二胎还不是一回事。如果采取鼓励的态度，国家就应投入财力或做更有力度的政策调整，帮助生二胎的家庭。而现在的情况很可能是，生二胎的成本需要自己承担，这些家庭将成为推动中国生育政策再过渡、再改造的市场力量，他们大概会付出比以后养育二胎更高一些的成本。

《决定》在要求放开“单独二胎”的同时，也表示要“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客观来看，计划生育国策的确没有被放弃，中国重新成为“随便生”的国家或许还要等很多年，成为全面鼓励生育的国家将是更远的事。

中国面临人口总量过多，然而少子老龄化又已经袭来的独特尴尬，这一困境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中国调整生育政策不得不统筹兼顾这两个难题，同时把握好方向和节奏。我们认为《决定》做出的调整是正确和稳健的，它是中国走向更为完善生育政策的过渡性选择。

然而由于国家只是“放开”，而非“鼓励”，现实育子环境会让很多年轻家庭纠结，也会让生了二胎的普通家庭面临生活艰难。国家有必要对教育市场进行一定干预，减轻城市双子家庭的养育负担，从而让普通的单独家庭能够实际享有生育二胎的权利，而不是使这项政策成为富裕家庭的“特权”。

有学者计算，放开“单独二胎”后，中国预计每年多出生100万的孩子，对中国人口结构不会产生很大影响。但其实这种影响具有突破性意义，因为它是中国人口政策的转折点，而且将触动中国社会结构的大量连带变化。如果多出生的孩子过少，将既是生育政策调整的失败，也是社会公平建设的新缺憾。

国家越庞大复杂，致力于社会公平的改革就越是它的生命线。然而现实是，公平常常被权力和财富买走。我们希望“单独二胎”不会在城市贫富家庭之间划出新的界限，我们知道做到这点决不像喊个口号那么简单，但政府推出一项社会政策，就需有一些相关调整的跟进，再难也需是这样。

新的生育政策方案出台后，双胞胎家庭能否再生育二胎？北京卫计委相关人士出面澄清，“单独两孩”不等同于“单独二胎”。如果“单独家庭”第一胎生的是双胞胎或多胞胎的话，就不再适用此次新政了。

若严格从文字或逻辑上较真，“单独二孩”当然确实不等同于“单独二胎”。毕竟，“双胞胎”等“一胎多孩”生育情况确实客观存在。因此，如果第一胎生的是双胞胎或多胞胎，也的确并不严格符合“单独两孩”政策。

但是，回到具体的生育现实，又不得不说，这种严格区分“二孩”与“二胎”差异、过于在意计较“二胎”还是“二孩”的做法，恐怕并没有太大的现实必要和实际价值。因为一个简单明显的事实是，在现实生活中，尽管“第一胎生的是双胞胎或多胞胎”确实存在，但又不过是一个发生概率极低的事件。如中华医学会的数据表明，“正常情况下，双胞胎的自然发生率大概在1/88左右”。这意味着，现实中，“二孩”与“二胎”事实上是高度重叠的，二者不重叠的差别仅有1%左右。

国家卫计委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单独两孩”政策落实后，“在全国范围内将影响1500万至2000万人”。据此计算，“第一胎是双胞胎或多胞胎”的单独家庭，最多涉及也不过就是20万人左右。因此，即便允许这些夫妇都生二胎，也不可能新增多少人口。更何况即使政策允许，在现实中这些已有“二孩”的夫妇也并不可能都会有生二胎的生育意愿。如日前《人民日报》的调查显示，“如果没有生育政策限制，想生三个孩子的仅占6%”。这也就是说，那些“第一胎是双胞胎或多胞胎”的单独家庭，不仅总体数量原本就非常少，其中具有“想生三个孩子”意愿的比例更是少之又少。

地方计生部门这样的敏感较真，在逻辑上或许并没有什么不对，但联系最近不少地方计生部门一再强调的“抢生二胎算超生”、“仍要缴纳社会抚养费”，又难免会让人产生一些疑惑和不安。比如，这是否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虽然“单独二孩”政策已正式公布，但我们的一些地方计生部门所习惯的依然是一种“管制”色彩浓厚、以“严控人口”为主要特征的计生思维？而在“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以及“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的“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这种过于单一的计生思维，是否也已显得不太合乎时宜，同样也有“逐步调整”、“加快转变”的必要？

有鉴于此，笔者建议，地方计生部门与其忙于澄清“二胎”还是“二孩”，还不如集中精力尽快做好下面这样一些事情：一方面，抓紧修订相关具体计生法规，为“单独两孩”政策尽快落地做好充分准备；另一方面，进一步为“单独二孩”政策的顺利启动实施，采取更多能彰显“公共服务”理念的配套措施，比如大幅改进简化现行显得过于繁琐的计生办证程序，彻底化解长期以来饱受诟病的计生“办证难”，确保计生行政能真正从“管制”走向名副其实的“计生服务”。

张贵峰（湖北　职员）

针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到的启动“单独”二胎的政策，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日前接受采访并回答了一些外界关心的问题。

王培安表示，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全国不设统一的时间表，将由各省（区、市）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时间。进一步来说，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是由各地依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通过省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委会修订地方条例或作出规定，依法组织实施。不过，王培安同时强调，各地启动实施的时间不宜间隔得太长。

全国不设统一的时间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政策“一刀切”可能的弊端，理解起来并不困难。然而，也有不少人流露出了担忧。没有统一的时间表，是不是在给政策落实留下空隙，会不会存在此前已有的情况，即政策实施一拖再拖，无法达到预期目标？这看上去有一定道理，但其实没有认识到政策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启动“单独”二胎作为一项国家政策，是从宏观层面作出的全局性部署，但要让政策落地，需要考虑到各地的现实情况。事实上，根据相关计生规定，目前不同的地区、民族所执行的生育政策并不完全一样。从总体来看，绝大多数城镇居民遵守的是一孩政策；二孩政策适用于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妇。但另一方面，针对19个省（区）的农村居民，若夫妇生育第一个孩子为女孩的，可以再生育一个孩子，即一孩半政策；对部分地区的农村居民开放两孩政策；对部分地区少数民族农牧民开放三孩政策；对西藏自治区实行特殊的生育政策，都是对普遍性政策的分情形补充。

进一步来看，改革其实是建立在各地有差别的生育现实之上，而要尊重这层现实差异，就必须依靠地方能够因地制宜、审时度势地把握各自的改革节奏。在这个意义上，卫计委不立统一时间表，是在审慎、充分研判个中因素之后作出的决定。政策不能在全国范围“一步到位”，与政策的有效落实之间没有必然冲突。

还需要注意的是，不统一时间表并不是说改革没有时间表。宏观改革最终在于地方推进，不统一时间表某种程度上是将权力下放给地方，交由地方研究具体情况，并适时地提出改革措施。地方必须及时做出判断，尽快制定与地方形势相符的，能够得以实现的政策时间表。它的本质目的是为了改革更贴合现实，政策更易于落地，而不是为拖延改革创造条件。

客观而言，相较于本轮改革的通盘布局，开放单独二胎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作为一个地方改革的窗口，各地怎样做出判断、如何渐进推动、能在多长时间内达到政策的既定目标，其实也是本轮改革能不能圆满顺利达成的一个侧影。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任何领域任何层面的改革，说到底，就是由一个个时间表和一个个如期完成来一点点组成的。

30多年前的独生子女政策，为我们民族人口的优化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政策遵循科学的结果。今天它的使命开始走向完成，我们适时作出调整，也是遵循科学。及时因应变化，破解难题，才对得起民族的未来。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也就是“单独二胎”政策。16日，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答记者问，就这一政策为什么现在启动给出了四个方面的中肯理由。

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时机与必要性，近年来坊间已经表述充分。在1980年那封著名的公开信中即称:“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平均每位妇女生育2.1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代际更替水平;如果还不调整，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后将快速减少。有很多学者更是给出了调整的最佳时机，就是2012年。越往后，生育政策调整的正向效应越弱，政策所产生的副作用越大。

事实上，就在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比上年少345万人，越往后减少的越多。相对应的则是，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今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亿，本世纪30年代中期将达到4亿，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从目前的1/7提高到1/4。显然，这是未来中国的一个超级难题。

发展形势已然明了，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若是不放宽人口政策，将可能导致一系列负面问题。加之，近些年放宽人口政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启动“单独二胎”既是应对人口红利下降、劳动力短缺等问题的积极措施，又有助于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保和养老体系，顾及了人情伦理，让一些人少了后顾之忧。

放开“单独二胎”政策意义重大，这是中国人口和生育政策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所作出的重大调整。对于改革者来说，就是着眼民族的长远发展，清醒地把握各方面的意见、诉求、建议，使改革决策顺应民意，遵从科学。而这，必然也会面临思想观念和利益固化两个方面的阻力。Betway必威体育：总书记就曾多次强调，改革既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要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此次先行放开单独二胎，即是打破这个障碍与藩篱的改革智慧与步骤。

30多年前的独生子女政策，为我们民族人口的优化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政策遵循科学的结果。今天它的使命开始走向完成，我们适时作出调整，也是遵循科学。及时因应变化，破解难题，才对得起民族的未来。正如《决定》所指出的“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正是对国家和民族未来负责的应有科学态度。相关报道见今天A04-A10版

把握改革发展主动权，需要实现人口“质”的发展、人口结构“质”的调整

“单独两孩”政策甫一启动，从北京到广东，各地纷纷酝酿落实。既涉及国家发展的人口战略，也涉及亿万人民的切身利益，这一新时期我国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完善，受到广泛关注。

不管是“少生了1.33个美国”的民间说法，还是“减轻了人口过快增长对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的官方表述，都说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几十年来巨大的作用与影响。中国改革的伟大成就，是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计划生育作为1982年确立的基本国策，在促进国家经济和社会进步、实现人民生活由贫困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飞跃中，可谓至关重要。

今天，中国的人口发展又走到十字路口。如果说当年人口压力主要是“增长”，今天则可谓面临双重压力——增长压力之外，更添失衡隐患。

前段时间，“常回家看看”入法引来诸多讨论。这个新法条，不仅折射流动时代的社会关切，更凸显人口发展的时代考题。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就进入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平均每对夫妻生育孩子数一路下降到目前的1.5—1.6个。而国际经验表明，妇女总和生育率一旦跌到1.5以下，就很难再回升。另一方面，随着步入“银发社会”脚步的加快，2013年末我国60岁以上老人将达到两亿，本世纪30年代中期将达到4亿。少子化趋势与老年化浪潮二者叠加，导致人口结构迅速变化，传导至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层面，则是养老、医疗等全方位的挑战。

实际上，即便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人口问题也同样形势严峻。20年的低生育水平、快于预期的老龄化进程，导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开始缩减，2012年比上年减少345万人。曾给中国带来巨大比较优势的“人口红利”是否在消失，尚需仔细研判，但所谓“刘易斯拐点”的存在，基本已成共识。在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要求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不能不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一些。

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正如人口学家马寅初所说，“在人口问题上，我们要赶的是‘质’，不是‘量’”。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有利于保持合理的劳动力规模，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有利于逐步实现国家政策与群众意愿的统一，提升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家庭养老照料功能，促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有利于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可以说，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启动“单独两孩”新政，实现人口“质”的发展、人口结构“质”的调整，不仅顺应民众的期盼，更可为促进国家可持续发展、保持国际竞争力提供持续的动力。

法国社会学家孔德曾说，人口是一个国家的命运。人口问题始终是关系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处于重要的基础性地位。事实上，从调整生育数量政策，到调整生育间隔政策，再到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我国生育政策一直处于动态调整的“进行时”。“世易则时移，时移则备变”，既看到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根本改变，也看到人口结构调整的必然性、可行性，才能在继续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同时把握住“时间窗口”，掌握改革和发展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