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关于高考英语改革的消息充斥电视电脑和手机屏幕，众多议论中也夹杂着不少个人情绪化的宣泄。比如，有许多评论说，“放眼全世界，还找不到哪个国家能将英语放到超过母语教育的地位之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如此重视英语”云云。事实上，这类说法也有夜郎自大、诉诸个人感觉之嫌。

“英语热”不仅在中国，在日本和韩国也都在持续升温。今年3月，日本自民党汇总的教育改革第一次提案内容包括，以培养能活跃于国际社会的人才为目标，大学入学和毕业需要在托福考试中取得一定成绩。最近，从日本文部省获悉，关于目前作为非正式科目开展教学的小学英语的开课时间，已基本决定将从目前的小学五年级提前到小学三年级（中新网10月23日）。和中国一样，日本人也是“应试英语”盛行——靠死记硬背学英语，考试过后便忘得一干二净。

韩国也有“全民学英语”的热潮，按照韩国“2014年度高考体制改革方案”，英语在高考中的比重更大了，和语文、数学、探求这三门课并列，有学者仔细比较了中韩高考的英语试卷，认为韩国高考英语的难度远大于中国高考。（《广州日报》10月23日）

公开讨论中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学了这么多年英语，还是“哑巴英语”。作为一名英语教师，我认为，这实质上是在拿英语学习中的“听说”能力，来否定英语的“读写”能力。当前偏重读写能力的应试中，英语教学更重视语法和读写，听说的地位自然很低。

前段时间，上海外国语大学做了一项研究，在所有学英语或其他外语的人中，真正能学会一门外语并能用外语流利表达、无障碍“跨文化交流”的，最多不会超过5%。笔者注意到，这个结果也被很多人拿过来批判英语教学，认为这是国内英语教学的失败。事实上，这个调研也有值得质疑之处，一方面，它只涉及英语听说，并没有包含读写译；另一方面，调查涉及受众太广，毕业生的工作一旦跟英语无关，自然做不到用外语流利表达。如果限制在一部分群体内做调研，如研究生、外企等，或仅限于读写能力的调查，也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就笔者了解，研究生教育偏重读写能力，能够读懂英文参考文献、会用英语写论文和翻译相关资料即可。不可否认，在媒体扩音器的传播下，“不超过5%”的劣势就被彻底放大了。

笔者认为，高考改革并不是对过往实践及经验的全部否定。似乎，每一次改革都变成公众借机对“应试教育”进行鞭挞和批判，甚至成为个人情感的宣泄。事实上，“应试教育”并非一无是处，通过枯燥的记忆积累的知识是发挥创造性的前提。心理学家K·安德斯·埃里克森进行的研究表明，要成为某方面真正的专家，需要大约一万小时的学习和实践；美国作家马尔科姆·葛拉威尔在《异类》一书中也提出了“一万小时定律”，只要经过一万小时的锤炼，任何人都能从平凡变成超凡。毋庸置疑，优秀和卓越的人才背后都是枯燥地重复，刻苦努力地付出。

如果说当江苏等地传出要减少英语在高考中的分值、甚至英语不计入总分的消息时，人们仍在怀疑教育部门改革决心的话，当有着高考改革风向标地位的北京公布将要降低中高考英语分值，由120分、150分降为100分时，公众一定意识到改革方向的不可逆转了。从这些方案能看出决策者的谨慎，并没有对英语采取“休克疗法”，而是走的一条逐步弱化之路，可能是先不断降低分值，然后在条件成熟时取消高考英语。

许多专家早就呼吁高考取消英语，但由于中国人学英语已经学成了一种“传统”，养成了一种路径依赖，加上英语作为世界语言的重要，人们在融入世界的焦虑中无法降低对英语的关注，这些成为观念上的阻力。更重要的是，以高考为中心的英语学习，已经成为一个产业，包括英语教辅书、英语培训班、英语音像产品等，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既得利益群体。据报道，中国的英语培训有着一个庞大的市场，总规模达到300亿人民币，这些成为利益上的阻力。

不得不说，我们以高考为中心的英语教育很难说成功，从幼儿园就开始学英语，到小学中学大学，中国人在英语学习上投入的时间可谓最长，精力可谓最多，可效果却难说。背了那么多单词，做了那么多道习题，听了那么多对话，考了那么高的分，过了高考考四级六级，再考研考博考托福，很多人说的还是哑巴英语，真正与外国人交流时不敢说、说不出，说出的很多是让人笑话的中国式英语。

中国在英语教育上的失败，不只是改革教学方式和内容可以解决的，关键是缺乏交流的语境，这注定了在既有的考试框架下很难教好。不跟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交流，生活中没有交流的语境，靠背单词和练习语法也只能应试了。学语言的目的是交流而不是考试，可多数人在工作中并不需要英语，耗费那么多的时间精力所学的英语，多是白学。

弱化英语在高考中的地位，并逐步取消高考英语，拯救了学生，其实也拯救了英语。

不少人在弱化英语考试上是充满忧虑的，他们觉得，高考是学习的指挥棒，在当前的情况下，如果高考不考英语了，地位没以前高了，很多人会受到一种暗示，觉得英语不重要了，就不学英语了。这种突然的去英语化会不会对中国融入世界产生很大的阻力？我觉得这种担忧是多余的。首先，昔日以高考为中心的应试教育下全民学英语的热潮，只是一种虚假的繁荣，有很大的泡沫成份。对英语学习有兴趣的人，想通过这种语言与外界交流、扩大自己视野的人，仍然会去学英语，别以为英语去高考化了就没人学了。英语是世界语言，英语国家主导着这个世界，人们就仍会有学习的压力和动力。

常有人说，毁掉一本好书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划进考试范围。人们对一门学科失去兴趣，就是从厌恶考试开始的，一门学科的毁掉，就是从被应试化开始的。同样，毁掉人们对一种语言兴趣最好的办法，就是强化它在高考中的地位。中国人对英语的逆反心态，不就是那些完形填空和背单词造成的吗？所以说，英语去高考化，恰恰是拯救英语，重新唤起人们对英语的兴趣。让人们以交流的需要和融入世界为动力去学习，而不是靠过四级考高分的压力。

不是英语学习不重要，不是我们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的步子变小。

北京市21日公布中高考改革方案，在网络调查投票和专业人士那里获得较高评价，但也有人担心英语分值降低会影响国民英语能力的提高。

北京市今天推出的有关改革方案，改革指南是很明确的。比如通过调整英语考试分值和结构，改变目前基础教育中英语学习甚至重于中国语言学习的实际局面；比如通过改变招生计划、方式等，促进减负、促进生源均衡。方案所针对的问题都是社会上反应比较强烈、众多家长深受其害、专业人士批评比较多的。

这些措施中，针对英语考试的调整力度是比较大的。从2016年开始，北京高考英语分值由150分降低到100分，实行社会化考试，成绩3年内有效。这样做，会不会弱化了英语学习？多个省份推出类似措施，会不会影响国人向外部学习的能力？有人提出这样的担心，的确应当正面给予解答。

改革开放以来，向外学习、走出国门和基础教育课程设置，共同催生了各种各样的英语学习热，这是中国人打破保守、走向开放的重要伴生现象。但是，目前基础教育中，英语笔试过重过难过频，能够传授优质英语的教学人才过少，导致英语教学严重走偏，表现在几乎所有学生都背起过重的英语学习负担，其中喜欢英语、能用英语交流和工作的人才严重不成比例。降低英语分值并同时提高口语的比重应当对此有纠偏功能。

降低英语考试分值绝不是英语学习不重要，不是我们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的步子变小。降低英语分值之后，把众多学生从过重的英语学习负担中解脱出来，同时还应当采取配套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加强对于外语和涉外专业人才的选拔、培育，并做强做精外语等涉外专业类校院和研究机构，为国家对外开放培育更多更好专业人才。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全民英语学习过热”的当下，我国从事翻译的外文高端人才奇缺，出版物翻译水平在下滑。这就需要有关部门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把译介国外经典、基础类文献和最新文化成果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可以参照有的东方国家的做法，设立或强化国家翻译机构，特别是把国外的最新出版物，择其优质者，投入足够财力人力翻译出版。这样，既保证了中国充分掌握世界文化的最新成果，又避免了大多数人学习外语之苦。

据了解，北京相关部门正在酝酿更大力度的基础教育改革，直面小升初“择校热”“规则乱”等热点、难点问题。需要强调的是，这一系列改革措施，都需要精确选择着力点，辅之以配套改革措施、甚至需要社会的良性互动，方能结出令人满意的果子。

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

我个人赞成这种改革，这是经过多年争论和反复研究后终于沉淀下来的结果，预示着举步维艰的高考改革终于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增加语文高考的分值理由有三：

一是语文学科属于基础学科，对学生思维能力、语言能力，以及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对一个人成长的“覆盖性”影响，是其他任何学科都难以取代的。语文学科可以说是“基础的基础”。有人可能认为，我是中文系教授，对语文情有独钟，说这话是“老王卖瓜”。其实很多卓越的科学家也都强调语文的基础性和重要性。著名的数学家苏步青院士就说过，“数、理、化当然重要，但语文却是各门学科的最基本的工具。”他强调的就是语文的基础性。

理由之二，语文又是综合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的培养目标不只是知识和能力，还应当延伸到整体素养。新颁布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就把“语文素养”当作核心的终端的课程目标。而“素养”的考察是比较难于量化的，光靠一些知识性的题目，或者局限于一些具体的能力测试，都难以检测总体的语文素养。高考之所以要考作文，也是希望通过作文来考察考生的语文素养，因为作文有赖于综合能力，包括语言运用能力及其背后的思维能力、审美能力、文风等等，其实就是素养。而这么些年来，高考作文的分值一直在60分左右，显然不够，难以承担“综合考察”的担子。

理由之三，是现在母语学习普遍不受重视，语文教学已经被边缘化。因为语文素养提升要靠大量阅读，要长期积累，很难依赖“短促突击”的复习去提高考分，许多学生甚至认为语文学不学都差不多，这势必放逐语文，挤掉本该学语文的时间给英语或其他“好拿分”的学科。有的学校甚至公开要语文给其他学科“让路”。适当增加语文分值，将有利于恢复语文应有的地位，让全社会重视母语教育。

现在很多人眼睛只盯着分值的增减，而不看整个改革的方案，不同学科立场就难免有片面的争执。就说英语的分值降低吧，其配套措施是平时增加社会化等级考试，其实是更重视英语，也更符合英语教学需要依赖语境的规律。同样，语文分值提高也并非万事大吉，重要的是要改进现有的普遍的语文教学模式，摆脱应试教育的束缚。当然，语文高考命题和阅卷也必须改革，增加科学性和公平性。

高考改革牵涉方方面面，需稳妥推进，最终目标应当指向高考社会化以及整个招生制度的改革。有百利无一弊的改革是不存在的，既然踏出这一步，就要超越坐而论道，不断实践与完善。

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CFP供图

围观高考改革

北京21日公布的高考改革方案明确下调中高考英语科目分值，并逐步向一年两次社会化考试过渡。2016年起英语由150分减为100分，语文则由150分升为180分。方案一出，便有人认为这不但给学生减负，更是“强化母语”“增强国学”的应有之举。

早该给英语降降火

北京拟在2016年高考中降低英语权重，可谓大快人心。

中国人学习英语，始于鸦片战争。中国在坚船利炮面前，发现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英语便是必需的敲门砖。左宗棠上奏，同治皇帝准奏，中国人便开始学“鸡肠文”，延续至今。英语兴，多少出于现实需要，弱者向强者学习，必然要屈尊纡贵，而当风水轮流转，失去的自信回来了，重新审视英语，就是必然的事，当然也是一件好事。

从效益角度看，英语学习也不符合最佳投入产出比。试想，在“英语从娃娃抓起”、“全民学英语”的背景下，一位学生从幼儿园左右开始到大学、研究生毕业，将近20年时间，要在英语上花多少时间，而得到的又有多少？上海外国语大学曾经有一个研究表明，在所有学英语或其他外语的人中，真正能学会一门外语并能用外语流利表达、无障碍“跨文化交流”的，最多不超过5%。这说明，95%的人学英语是“瞎子点灯——白费蜡”，顶多也就是和朋友告别时，来句“BYE-BYE”罢了。

中国要走向世界，融入国际大家庭，而英语作为最重要的世界性语言，固然需要学习，要有专门人才做翻译、交流工作，但是未必需要全民学习，花大量的时间学习。耕别人的“田”不仅浪费时间，也荒废了自己的“自留地”，让汉语立于“危机”境地。（练洪洋）

该降火的是“哑巴英语”

此方案一出，便有人认为这不但给学生减负，更是“强化母语”“增强国学”的应有之举。甚至有声音认为，降低高考英语比重甚至取消高考英语，可以还母语一个“公道”。但是，这个把学英语和学母语对立起来的观点实在奇葩。我国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陈寅恪精通十多国语言。由此看出，英语和汉语显然不是非此则彼的关系，说学习外语影响母语承继也未免牵强。另外，如果说英语降分是减负，那语文分数提高不也增加了学生负担？从此角度来谈减负，像个笑话。

英语是开阔眼界的钥匙，可打开不同文化大门。尤其是在欠发达省份，接触外国文化的机会本来就少，在求学阶段学英语是吸收多元文化的最好机会。如果进一步弱化英语、甚至取消英语，将会把地区经济差异转化为教育的差异。富人家的孩子可以“自己私底下学、到国外学”，穷人家的孩子就直接不用学了，如此下去，英语终究会变成教育的一种特权。

更重要的是，英语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丝毫没有减弱。当我们经济水平越来越好，出境游越来越频繁，使用国外电子产品，接触国外电影、电视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的英语对话能力到达可以与外国人讨论问题、交流想法的水平了吗？我们的英语水平与国际接轨了没？还是依然停留在做完形填空的阶段？尤其是从交流、沟通的方面来讲，中国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提升的空间还很大。我们要改变的不是英语的重要性，而是要反思英语的教学模式，改变应试教育的模式。从重视口语、听力能力开始，把英语切切实实地变成能用、好用的工具。（雅婉）

高考改革方案公布以后，一项网络调查显示：73%的网民表示支持，22%的网民表示反对，其余的人无可无不可。这足以说明，这项改革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让语文更博深，让英语更单纯”的路向深得人心。民众支持的改革易于收效，接下来就看怎么把蓝图变成现实，目标变成结果了。

北京市教育考试院昨日公布中高考改革方案，降低中高考英语分值、提高语文分值，重点高中名额向一般中学倾斜等成为方案的亮点。（相关报道见A3、A4、A5、A6版）

高考各科在总分中所占比例有升有降。语文作为母语学科的基础性地位进一步确立，从2016年起语文卷总分值由150分增至180分。在中学各门课程中，语文是比较特殊的一科。语文既是说话和写作的工具，也连通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语文既是可深可浅、自成体系的学问，也是通往其他学科所不可或缺的学习通道。作为基本交流工具的语文，上完小学便能基本掌握。作为向优美表达和文化海洋延伸的语文，穷一生之功仍然学无止境。

不得不说，在视觉阅读和电子世界中长大的90后学生，其语文知识的掌握、精美文字的阅读和汉语写作的能力比不上他们的父辈，如果不对他们的学习路向进行引导，知识谱系加以干涉，中学生的汉语水平恐有“一代不如一代”之虞。而高考有着整个教育体系“指挥棒”的特殊影响力，有意识地将高考的语文总分值提高，当能引起老师、学生和家长对这一科目的重视，从而逐步提升年轻一代的语文水平。

从高考改革方案对语文命题的具体要求来看，考题不仅要充分体现语文作为母语学科的重要地位，还要加强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考察。这就意味着，高考不仅要求学生熟练掌握现代汉语，也要求其尽可能熟练地掌握古代汉语。只有具备了阅读古籍的能力，才能窥得诸子百家构筑的国学的堂奥。只有对老祖宗创造的文明成果有所领悟，才能更好地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高考改革方案还要求注重考察内容与社会生活实践的联系，要求以语文学习促进学生逻辑思维能力，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和个性发展。这实际上已经把语文视为综合性的学科，它不但负有培养学生识字写作之基础任务，而且要把他们带进包罗万象的社会实践；不但要把一个个固定的知识点送进学生脑中，还要通过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来培养其科学思维和独立思考的习惯。这已经不是原先应试教育中偏向于“死记硬背”的语文课，而是成为了注重灵活运用知识的素质教育中的一环。

与语文涨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语降分：2016年起英语卷总分值由150分减至100分。如果说语文因文化属性被刻意强调从而变得更加综合，英语则因工具属性被进一步确认而变得更加单纯。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英语只是我们“走出去，引进来”所必需的交流工具，培养听说读写的基本功最重要。英语背后当然也矗立着恢弘灿烂的文化体系，可是除了某些专门学科和特别岗位上的人，一般人只当它是可以欣赏的窗外风景就够了，无须深度浸淫其中。

英语于成年人如此，于正在打基础的中学生更是如此。如果他们今后真的从事了与英语深度结缘的工作，再去参加专业培训和强化学习也不晚。高考改革方案要求：“英语学科突出语言的实际应用，在真实语境中考查语言运用，注重基础知识、基本能力及课标的基本要求，适当增加听力比重”，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而“实行社会化考试，一年两次考试，学生可多次参加，按最好成绩计入高考总分，成绩3年内有效”，更是清晰地传递了这样的信息：有一定基础就行了，无须“拳不离手，曲不离口”。

高考改革方案公布以后，一项网络调查显示：73%的网民表示支持，22%的网民表示反对，其余的人无可无不可。这足以说明，这项改革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让语文更博深，让英语更单纯”的路向深得人心。民众支持的改革易于收效，接下来就看怎么把蓝图变成现实，目标变成结果了。

北京无疑都算得上是国内各省市中的一处英语“高地”，由高地带头，削减英语分值，改变考试方式，更具象征意义。

2013年还剩两个多月见底，虽然，江苏、上海、山东等许多省市都已传来酝酿高考改革的讯息，但最终，是北京率先揭开了高考英语考试新方案的谜底——不论是从语言应用、人才需求的环境，还是学科教学的水平，北京无疑都算得上是国内各省市中的一处英语“高地”，由高地带头，削减英语分值，改变考试方式，更具象征意义。

在北京的征求意见稿中，从2016年起，中考英语要从120分下调到100分，语文由120分上调至150分；高考语文从150分上调到180分，英语从150分下调到100分。这样的分值比例变化，自然会影响到一些学生的高考总成绩和录取结果：英语科目成绩优秀、语文成绩逊色的学生可能会叫苦、喊冤，说不合理；也会有语文好、英语差的孩子喜出望外。对于高考学子和家长们而言，变化不可谓不小。

不过，从改革的角度看，我们更愿称之为高考在分数比例层面上的一次内部技术调整，而不是触动高考新政的实质性变革。

在北京的征求意见稿中，真正值得关注的，反而是从2014年起拟实行平行志愿的填报和投档方式，以及优质高中招生名额按比例向一般初中分配制，以及“学生可以参加多次英语考试，将最好的一次成绩计入到高考总分”等举措，会为未来的基础教育发展和高考走向，带来更大影响。前两种举措，已有不少省市先行先试，在缓解高考焦虑、均衡教育资源等方面有明显收效。后一条的实施，或许会为不少人呼吁的高考向SAT、TOFEL等学习，转为一年多考方式，做一点小心和有限的探索。

显然，减少英语、增加语文分值的调整，真正的用意，是对近年来整个社会重英语、轻母语倾向的纠正，对国内英语教育教学课多时长、学习收效差、应用不足问题的努力回应。此外，它也是一个正在因为经济实力增长而逐渐回复自信，重新打量自己的文化源流，重新评判自己和世界之间关系时的必然选择。

曾经，中国的年轻人只能跟着电台练成“土鳖英语”，高考中完全无英语科目，后来才从10分、30分发展到100分、150分。而今，我们每年有数十万的留学大军，在托福、雅思考试中保持着令人不可思议的高分比例，对于一个注重教育投入、渴望与世界接轨的民族与社会而言，纵然高考分值降低，也不必担心英语会被学校和家长们轻忽。而对本民族语言文字与文化历史的淡漠、隔膜与能力退步，却已到了非改变不可的时候。

要引导母语学习，高考这根指挥棒，正该是发挥作用之处。轻轻一挥，说不定真能四两拨千斤，调动起教育的千军万马来。

最近一段时间，各地高考改革方案密集出台，英语科目成了最大输家。在山东高考改革方案中，英语听力将被取消；英语在北京高考总分中的权重极有可能被削弱。而在江苏，英语甚至可能“退出”高考，只以等级形式呈现。（10月21日新华网）

对于各地的调整，专家都急于撇清“不重视英语”的嫌疑。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就澄清了“不重视英语”的误会，但由于高考是教育的指挥棒，所以不论专家们怎么解释，人们更愿意相信英语热开始降温。

社会对于英语教育的认识大多模糊不清，这其中还包括一些教育主管部门。英语高考改革并非空穴来风，这恐怕与社会对于英语教育的偏见大有关系。英语教育低龄化现象，从幼儿园开始英语就成了必修课，这样的“受重视”让其他科目老师羡慕嫉妒恨。重视归重视，但国人哑巴英语、中式英语现象却未得到改善。从小到大上了那么多英语课，到头来仍然无法用英语与世界交流。

英语教育中存在的种种浮躁现象固然不能忽视，但强行对英语热降温，显然不明智。英语不仅是一门语言，更是世界先进科学与文化的载体。一旦将中华文化置于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不论是科学、文化还是艺术领域，不使用英语都很难走向世界。

从时间分配上看，少学英语未必就有时间多学汉语。而且各种语言虽然产生于不同的历史与文化土壤，但在基本功能上却是相通的。这种相互影响的趋势也是世界现代文化交融的重要标志。其实学习英语与学习汉语从来都不矛盾，倘若发掘出两者相互融通之道，会更有利于语言学习和培养文化自信。“五四”以后，钱钟书、季羡林等一批国学大师，正在中西文化的比较和碰撞中才成为了一座座的学术高峰。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改革现行的英语教育制度。正如我们也有必要重新审视我们的汉语教育制度一样，英语教育需走出哑巴英语、中式英语的窘境，这对汉语教学和其他语言教学同样具有借鉴意义。但盲目通过高考来强行改变，刻意让英语热陡然降温，还请慎之又慎。

近日，关于高考改革的报道吸引了社会广泛关注。先是有媒体报道江苏酝酿新的高考改革方案，拟取消“小高考”加分，高考英语将不再计入总分。但随即江苏省教育厅官方微博发布消息对此辟谣。然而，人们对于高考是否应当考英语的热议并没有停息。

不可否认，目前的英语教育目的不是在培养语言工具的使用，而是服从于学生应付高考的需要。不然，那么多中国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学了十几年英语之后，为什么仍然无法熟练地利用英语听说读写，遑论以英语为背景思考问题？

对于学习英语，南京大学冯端院士在回忆自己的求学经历时曾提到，在20世纪40年代，国立中央大学物理学课本是英文原版教材。不掌握英文就无法上课，留洋归国的教师和外籍教授多会用英文授课，学生们要听得懂英文，看得懂课本才能上课，记笔记也是用英文。英语不是专门的课程，而是学生们学习的工具。

冯先生的回忆并非是个例。在《听杨绛谈往事》一书中也有记述，在清华相识的杨绛与钱钟书，互相推荐英文书，通信用英文，钱钟书还用英文写小说、散文。英语除了是学生们学习的工具，更能让一些热爱文学的学生，通过深入学习，感悟异国语言之美。

几十年过去了，今天的大学生却很少有机会以英语为语言工具学习专业课程。在大学校园里，英语意味着考试，意味着四、六级证书。在教学训练服务于考试的教育范式主导下，学生们既无法把英语作为工具掌握，以英文为媒介了解其他国家的技术文明与思想精神，也难以深入阅读经典，完成量的积累和质的升华。因此，英语的教学和考试模式必须改革。

然而，呼吁高考改革，不等于取消英语考试和英语教学。类似于江苏“高考英语将不再计入总分”的传言，极容易被误读为“高考不考英语”，进而放大成“英语教育没有必要”。我们不能走向另外一个错误的极端。高考和教育改革，其重点应当是教育内容、教学方式及考核形式的改革，应当让英语作为语言工具的教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让学生掌握一门语言的工具，而非参加考试的技能。

高考是保障公平合理的选拔考试。形式的合理，不代表内容的合理。“不考英语”不是目的，改进教学方法实现教育目的才是改革的正确方向，让语言教育回归本位。多年来，人们对语文教育的诟病，并不少于对英语教育的指责。该改的，不单单是英语。因此，我们在不断改进高考制度的时候，也应当考虑语言教学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