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难的女留学生，不是必须受到公众审视与追问的公众人物，而且在遭遇最大的不幸之后，其家属不被打扰、不被公开的隐私诉求，应当得到尊重与保护。

4月15日波士顿爆炸案，造成我国一名留学生不幸遇难、一名留学生身负重伤。国家主席Betway必威体育：特意委托有关部门，转达了对遇难学生的悼念、对受伤学生及两位学生家属的慰问。

一位中国公民在异国恐怖袭击事件中不幸遇难，让人扼腕叹息。这也再次向世人证明，恐怖主义是反人类行为，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其袭击的对象或牺牲品。哀悼恐怖袭击事件的遇难者，当抛弃一切种族、意识形态的偏见，毕竟，死者为大，生命至上。

连日来，很多国人关注波士顿爆炸案，哀悼遇难者，为受伤者祈祷，但是，有些媒体、网友的表现，令人深表遗憾。

在遇难者家属表达“不愿公开死者姓名”的意愿之后，追问、猜测遇难女生和其家属具体信息的行为，却依旧在网络上蔓延。这样的举动，不仅是对当事人隐私权的漠视，也是对生命的亵渎。

在爆炸发生的次日，人们可以很轻易地在网上找到遇难中国留学生的姓名与照片。据观察者的统计，在社交媒体上，这位女性遇难者的名字已经成了排名第一的热门话题。

那位不幸丧生于爆炸案的女留学生，只是一名遇难者，不是必须受到公众审视与追问的公众人物，而且在遭遇最大的不幸之后，其家属不被打扰、不被公开的隐私诉求，应当得到尊重与保护。

过去，公众呼吁国内公布突发事件的遇难者名单，主要是担心地方政府瞒报，逃避责任。而这次恐怖袭击事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亲属为避免被“二次伤害”，而拒绝公布死者的名字，也是他们的权利。公众应该尊重死者，尊重死者亲属的选择。

但意味深长的，是一些网民的反应。在网络上，“家属不愿公开死者姓名”这本身就成为极具热度的话题。不少网友根据这一家属意愿，或推测或暗示遇害人可能是“贪官子女”，甚至有网友建议“从这个疑点深挖人肉”。

这些反应令人遗憾。一个生命消亡的代价，是不是应当更加激起我们对于生命至上本身的感受？一场恐怖主义的爆炸案，一个如花生命的不幸，不是我们可以拿来作为反腐或揭黑的理由。生命的归生命，法治的归法治。在遇难者家属正在亲人永逝的悲恸中煎熬之时，这些无端的猜测，岂不令人心寒？

一些网友的怀疑可以理解，信任缺乏容易导致各阶层之间的猜疑。但是大家不应该无缘无故地猜测，不能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疑罪从有”，要求遇难者亲属出让他们的隐私权，特别是不应该亵渎遇难者，伤害他们亲人的感情。

一场发生在美国的爆炸案，离我们并不遥远。一个同胞的离开，让我们对恐怖主义的危害有了切肤感受，也促使我们反思，怎样真正确立尊重生命的意识。

□杨耕身（媒体人）

宗教极端主义、种族隔阂、战乱、低效国家机器……世界上许多地区恐怖袭击正在成为常态。任何一起恐怖袭击都不应被遗忘。关注、鼓励和支持不应有地域特征

波士顿爆炸事件发生前后，世界其他地区同样并不太平，仅在索马里、伊拉克、巴基斯坦，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就造成更为严重的伤亡。CNN评论称，在“爱国者日”发生的波士顿爆炸事件，把“最棒的一天”变为恐怖记忆；而对索马里、伊拉克、巴基斯坦平民来说，他们曾经有过的“最棒的一天”也许早已埋藏在记忆的最深处。

恐怖袭击应该受到最强烈的谴责。鞋子、背包、汽车、飞机、手机、手提电脑、化肥、打印机、高压锅、陶瓷、铁钉、钢珠……恐怖分子将日常物品变成杀戮的武器。在他们的洗脑和操控下，甚至连人都能变成炸弹。任何人和任何物品都可以是怀疑的对象，保障安全的难度可想而知。

信任感是人类社会的肌理脉络。一旦恐怖袭击成功将信任感摧毁，交通、课堂、集市、表演等基本活动都会停滞，等待人类社会的，只能是封闭、内顾、萎缩、衰败甚至消失的命运。本杰明·富兰克林说过，“不惜牺牲自由以图苟安的人，既不配享受自由也不配获得安全”。

爆炸发生后，波士顿人喊出“再来一次马拉松”这样的口号，让人鼓舞。恐惧也许一时一刻能占得上风，但顽强坚韧、对信任的坚守、对开放的信仰，必将战胜恐怖主义。

还有其他更多理由，让美国人对最大程度消除恐怖袭击阴影感到乐观。美国总统承诺联邦政府站在波士顿人身后，医院和执法机关全力投入抢救和调查工作，新闻媒体将三位遇难者的名字深深印入受众脑海中。波士顿人有强大的国家作后盾，但索马里、伊拉克、巴基斯坦遭受恐怖袭击的平民，如何获得同样的信心和乐观？

宗教极端主义、种族隔阂、战乱、低效国家机器……世界上许多地区恐怖袭击正在成为常态。恐怖袭击没完没了地发生，尽头似乎只存在想象中，乐观和希望刚刚冒出绿芽就被现实无情地蹂躏。在恐怖阴影的笼罩下，持续的恐惧、焦虑、无助、失落、无安全感，扰乱人们的正常生活。贫穷和绝望一同发酵，使人迷失信仰，甚至产生极端思维。更大范围恐怖袭击的土壤不断扩展。在这样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用进一步开放和更多的自由对抗恐怖，不过是遥不可及的梦境。

西方强势媒体将目光聚焦波士顿，似乎只有那里的恐怖袭击才是真实的，只有那里的恐怖袭击才是最恶毒的。严峻的现实再次提醒人们，信息传播量的不对称，暗含着恐怖袭击在世界各地频发的诱因。任何一起恐怖袭击都不应被遗忘。关注、鼓励和支持不应有地域特征。

4月15日，美国波士顿举行的马拉松比赛终点线附近接连发生两起爆炸事件，共造成包括一名8岁男孩在内的三人死亡，另有170多人受伤。在爆炸事件中，中国公民一死一伤。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波士顿爆炸事件发生的24小时内第二次在白宫发表讲话，他首次明确地将该起事件称为“恐怖主义行动”。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尊重，在爆炸事件中不幸死伤的每个生命都值得哀伤。这一点，不分国家和肤色。对制造爆炸事件的人或组织，都应该零容忍，他们是凶残的也是卑怯的，把屠刀挥向平民。

这次爆炸事件，有三个关键词不容忽视。一个是“体育”。事发时，波士顿正举办一场数万名选手参加的马拉松比赛，观众有数十万之多。波士顿马拉松比赛被誉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的马拉松比赛之一，本次比赛，中国大陆有15个人参加，据一名运动员称，“爆炸发生后，还没来得及完成比赛的运动员不再跑了，放弃了比赛，其实大家来一趟就想好好跑完比赛”。针对体育赛事发动的恐怖袭击，并不罕见，由于更易造成恐怖恶果，更让人深恶痛绝。

一个是“规模”。这是美国本土自9.11之后发生的最大规模的袭击事件，危害严重，影响巨大，据专家分析，本次事件前，美国已把网络袭击列为其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降低了对本土可能遭受恐怖袭击的危险的评估。因此，此次袭击将促使美国重新评估本土面临的威胁。诚然，9.11后，美国在反恐上屡有建树，比如击毙本拉登，但这次爆炸事件使美国政府陷入尴尬之中，必将挑战反恐战略。

还有一个是“凶手”。谁干的？为何要这么干？爆炸事件发生后，人们难免这样追问。“冤有头，债有主”，但迄今无人对这起事件负责。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是一次精心策划、蓄谋已久的袭击。越是如此，越让人忧惧，不查出凶手何以发现真相，又何以遏制下一次可能发现的爆炸事件？由此亦可说明，面对恐怖事件或恐怖主义行为，谁都不能置之度外，掉以轻心。

“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对于公民来说，有权利生活在和平的环境中，有权利拥有基本的安全感，恐怖行为践踏人类共同价值观，伤害国际准则，使公民生命危如累卵，轻易被无辜剥夺，很显然，恐怖分子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这一点当成为共识。无论恐怖行为发生在哪个国家，都须谴责；无论无辜死者是哪国平民，都不能冷嘲热讽。

一场突如其来的爆炸事件，使4月15日在波士顿举行的马拉松比赛，成了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同时，这是一种沉重的提醒，反恐，是全世界共同的挑战，需要共同协作，凝聚共识。反恐行动，也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

美国波士顿马拉松比赛过程中发生两起爆炸，截至北京时间昨晚，爆炸案已经造成3人身亡，另外还有144人受伤。美国联邦调查局将爆炸案定性为恐怖袭击。

死伤的惨状，不忍目睹。据报道，受伤人员还包括8名儿童。马拉松比赛的愉悦被硝烟冲走，留下鲜血、哀嚎、恐惧。赛场内外，比赛的人，观看的人，来自世界各地，受伤者中也包括了中国人。

谁该为爆炸负责，背后有没有组织，这些等待调查，但恐怖事件的定性已确定无疑。任何恐怖袭击，都是不可容忍的极端行径，施加的伤害巨大，伤害的对象又往往是最无辜的一般平民。从生命至上的角度说，恐怖袭击挑衅的不仅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政府，或者哪一种政治态度，它更是挑衅至高无上的生命价值。面对恐怖袭击事件，作为一个心智健全、对生命有着基本尊重的人，都不可能成为冷淡的旁观者。

如果说悲剧是撕毁美好的东西展示于人，那么恐怖袭击就是如此，恐怖行径就是在世人面前制造悲剧、展示悲剧。这种悲剧被有意的放大，“吸引”了更多的“观众”，刺激、挑衅的意味借助轰动效应而传播。在这个意义上，虽然悲剧无所局限，生命价值普世皆同，但它的发生地和针对的人群又有特殊性。

“9·11”事件打破了美国本土安全的神话，而十多年过去了，美国又在受袭，恐怖的阴影仍未消散。学界认为，这与美国的国际战略有关，有一种说法是：正是美国自己“培育”了恐怖行径，美国对外的扩张政策不断树立了敌人，导致各种报复。但是，除了政治的原因，美国的影响力，或也是恐怖行径的“温床”。一般性的冲突、对抗，发生地不算少，但意在制造毁灭无辜、寻求轰动效应、带有明确挑衅色彩的恐怖行径，往往有特殊的选择地，美国即是最受瞩目的标靶之一。正因如此，“9·11”事件能够带来的巨大的震撼与警醒，迫使反恐成为全球化时代最受瞩目的议题之一，为各国一致参与。

并非美国最受青睐，但美国获得的注意无可否认。美国的影响力，或者为人钦羡，或者不受待见，甚至遭受痛恨，总之，背后隐现了一种失衡的发展关系和情绪。恐怖行径所要渲染的惨烈图景，以及所要寻求的轰动效应，往往在这种重要国、重要地区显示事件的重大性，也成为对失衡关系的暴力反应。恐怖袭击已成全球议题，而袭击地有别于一般地区，有其特殊性，特殊的关注，背后则隐现了发展的失衡状态。

在一个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文明差异、民族矛盾同样明显，全球化并未改变发展的不均衡状态。冲突、对抗不再体现于国家之间，却延伸于各个层面、具体的地区和领域。全球化带来经济、技术、信息的联结，也莫不方便了敌视、仇恨手段的传播。如果说冷战是意识形态的对抗，体现大国阵营的对垒，那么恐怖袭击越来越多的发生，则体现失衡的国际关系。我们说和平发展成为当前世界的主题，但也不可否认，这种失衡状态还是一个摆在眼前的现实。

没有一个国家能绝对幸免于恐怖袭击，唯有成熟的态度并认真掌握恐怖袭击的规律，才可以最大程度地打击和预防恐怖活动。

据报道，北京时间16日早上，美国马萨诸塞州首府波士顿马拉松运动会场所发生连环爆炸，造成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目前尚无个人或组织声称对波士顿袭击事件负责。

尽管美国总统奥巴马一开始没有把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一些美国官员已私下认定爆炸为恐怖分子所为。事件发生后，美国白宫也很快以“恐怖行为”来处理事态，美国FBI则确认了这是次“恐怖袭击”。

事件的发生，令人们想起十二年前的“9·11”事件，与十二前的事件相较，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同之处：一个是发生在美国乃至世界金融中心纽约，一个则发生在离繁华的纽约相对偏僻的波士顿；一个是显然经过长期的策划，并通过精密训练而实施的大规模国际恐怖主义袭击行为，另一个则似乎是仓促而成的，通过简易爆炸装置而制造的本土化恐怖袭击。

然而，两者之间却又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两起事件中被攻击的目标，显然是精心挑选的：纽约帝国大厦的象征性，世贸双子塔的美国梦标志；波士顿国际马拉松运动，则是美国每年度都要举行的一场类似古希腊时代的“奥林匹亚竞技会”，象征意义也格外显著。

不论是本土恐怖主义，还是国际恐怖主义，或是由国际恐怖主义转变而来的本土化国际恐怖主义，策划和实施者的目的，往往并不像普通犯罪分子一样，通过随机或偶然的冲突而形成结果，而是往往以能否造成轰动性效应或吸引眼球，并在社会散布恐慌为主要目的。我们注意到，袭击者特意在马拉松运动员冲向终点线之际，当所有镜头都对对准这个场面时，引爆了爆炸装置。

由此不难推断，袭击者所谋求的，就是社会对其袭击的最大关注。社会越是对恐怖袭击显示不堪一击，或越是恐慌与消沉，或越是造成社会意见或族群分裂，就越切中恐怖主义者的终极目的，越会鼓舞恐怖分子。

美国在处理波士顿事件中显示出的成熟与冷静，救援场面中的有条不紊，及对敏感设施的加强防范，所有这些努力，显示出一种藐视卑鄙的袭击者的战略姿态，值得肯定。

没有一个国家能绝对幸免于恐怖袭击，有些国家遭受国际恐怖主义袭击多一点，有些国家则本土恐怖活动多一点，不论怎么样，唯有成熟的态度并认真掌握恐怖袭击的规律，才可以最大程度地打击和预防恐怖活动。

□和静钧（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波士顿街头的各国国旗背后，人群之中的淋漓鲜血，再次昭示，全球化的时代，不论身在何处，不论无辜与否，没人可以置身事外。

2013年春天的波士顿，有一场没跑完的马拉松。终点线上恐怖袭击！运动员失去了前一刻依旧强健的双腿，小男孩还没踏上他自己的马拉松赛道，便永远地失去了机会。无论是谁制造了这起血案，都应该受到谴责。无论我们身在何处，都应该对这起血案共同谴责。因为这种暴力，是对所有爱好和平者的严重挑衅和威胁。

与2001年的“9·11”一样，4月15日美国发生的惨案，同样充满象征意义。波士顿街头的各国国旗背后，人群之中的淋漓鲜血，再次昭示，全球化的时代，不论身在何处，不论无辜与否，没人可以置身事外。

此时，尖叫呻吟没有意义，那正是凶手耳中动听的音乐，那正是他们在谋杀时需要拿来伴奏的音轨。此时，胡乱猜测也没有意义，那正是凶手们期待掩盖踪迹的圈套。几个小时根本不足以确认袭击者身份。一般而言，在此时信誓旦旦的，若非胡说八道，只能是故意栽赃；含沙射影的，则是要出卖他人痛苦的不良媒体。007的对手早就不是政治实体，现实应该具备想象力。

此时，轻言报复更没有意义，那正是恐怖主义者最想得到的东西，即改变所有人的生活方式，取缔所有人的个体自由。如果把“9·11”到“4·15”视为一个回合，那么显然，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中东身陷战争与混乱，世界饱尝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这段刚刚过去的往事，可以说是利用人性弱点，用暴力引发暴力的最佳案例。法国心理分析学家佛朗茨·法农早就说过，暴力，这种非理性的东西，能把人作为整体联系在一起，“使之成为暴力链条上的一环，成为暴力这一呼啸而起的有机体的一部分”。

“9·11”之后，美国侵入伊拉克和阿富汗，当美国人终于下定决心要退出的时候，恐怖主义正试图用“4·15”将他们继续绑在暴力的锁链上，继续无休止地跑下去，永无止境，远超42公里195米。

诚然，愤怒和暴力都属于“自然”情感，但人之所以成为人，在于理性的光辉。因此，奥巴马第一时间的冷静值得赞许，至少显示了一种改变的可能性，表明他不想再胡乱地奔跑。但这还不够，停下来，需要来自起点的思考：究竟为什么，奔跑从快乐变成了死亡？

停下来，更需要即刻的行动。波士顿人做出了榜样，不是四散狂奔，而是立定回头，伸出双手。

仁由己出，路在脚下。本报特约评论员黄恒

希望这位父亲知道，如果他接受，愿意陪伴他，走过那伤心地，接受那份严酷。那时，无论美国人、或是中国人，对波士顿爆炸案、对恐怖主义，都有新认识。恐怖主义反人类，反恐同样应该无国界。

马拉松比赛，两枚炸弹，3名观赛者丧生，最新数字确认超过180人受伤，一些人身处医院，依然在生死边缘徘徊。

只是，在那座东部城市，16日夜晚，几千人聚集，为伤者祷告、为死者慰灵。即使聚会结束，人们久久不散。那是一种无畏，心理意义上、精神意义上。

3名死者，最先确认身份者是男童马丁·理查德，8岁。他的妈妈头部受伤，6岁妹妹截肢。男童的父亲发布一份书面声明，感谢邻里和公众支持，吁求尊重家人隐私。

另一名死者，克丽丝特尔·坎贝尔，女性，29岁，生前在一家饭店充任经理。她的父亲接获通知，女儿在医院接受治疗，已经脱离危险……父亲去医院探视，发现伤员是女儿的朋友，女儿已经离世。坎贝尔的奶奶颇为执著。她鼻中插着氧气管，双眼眼圈显现深紫，16日在家中接受电视记者采访，“坚持”说，不相信孙女会那样失去生命。

第三人，中国公民，直到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16日确认遇难，美国媒体依然不作报道。所有新闻发布会场合，没有记者追问，因为依照惯例，除非家属最先获知，除非家属认可，媒体不可以抢先报道。

当天，有线新闻广播网女主持埃琳·贝尔内特上午一场、下午一场，做直播报道，分别连续几个小时。傍晚，贝尔内特播报中国公民是遇难第三人，强调尊重家人意愿，不可以报道姓名，同时援引波士顿大学声明，介绍死者是研究生，攻读数学和统计学，可望明年获得硕士学位。

直播过程中，至少两次，提及中国公民遇难，贝尔内特说：恐怖袭击，杀伤对象，与国籍无关，与身份无关……

那是一种解读，浅显、直白，恐怖主义无国界。依据这种解读，作延伸推断，恐怖主义反人类，反恐同样应该无国界。

美国，一个移民国家，对外国人原本“不稀奇”，对外国人在美国遇难“不惊奇”。上一次遭遇恐怖袭击，更严重袭击，是2001年“9·11”事件，将近3000遇难者中，至少几十名外国人。

从英文媒体获知，那名中国女学生的父亲正寻求签证，来美国处理女儿的后事。有一种冲动，希望这位父亲知道，如果他接受，愿意陪伴他，走过那伤心地，接受那份严酷。那时，无论美国人、或是中国人，对波士顿爆炸案、对恐怖主义，都有新认识。

发生在美国波士顿的爆炸案，让世界震惊。人们在对遇难者和受害者表示悲痛与同情之时，也对阴魂不散的恐怖主义表达着谴责。人同此心，这种牵挂与悲悯与国籍与关，与人性相关，人们眼中遇难中的不是“美国人”，而是与自己一样的“人”。而且，无论指向哪个国家的袭击，恐怖主义从来没有正义，而是人类共同的敌人，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从这次遇难和受伤者各种肤色和各种国籍的身份就可以看出。中国人也表达着自身的悲痛与愤怒，不仅因为遇难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

浏览中国网民对此事的评论，绝大多数人都在哀悼遇难者和谴责恐怖主义，表达着应有的悲悯，当然也有极个别非常刺耳的极端杂音，与主流的声音格格不入，让人听来极其反感。因为恐怖袭击发生在美国，被极个别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想像为“头号敌人”的国家，他们信奉的“敌人的不幸就是自己的幸事”，于是便表达了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这种毫无人性的极端声音，遭遇了多数网友的痛斥，有人视这种极端言论为耻辱。

其实对这种极端声音不必大惊小怪，每逢发生灾难和悲剧，在众声哀悼之中总能传出一些杂音。不仅是异国的灾难，即使是国内的灾难或悲剧，只要遇害者身上有某种不招人待见的标签，也会有极端声音去幸灾乐祸。比如，如果车祸遇难者是官员，就能听到“活该”的诅咒声。这种杂音并非中国独有，而是一种普遍的舆论现象。哪个国家都有这个极端声音，都有狭隘和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生存的土壤，伺机在各种公共事件上发出声音。因为观点是极端的，所以数量上也是极少的，当然也是极端被人讨厌的。

当然，这种声音在现实生活中已经越来越被排斥了，微博的传播语境则让极端声音有了表达的平台，而且还以网络为平台凝聚起来抱成一团伺机攻击。不必理会这种声音，选择性忽略是最好的鄙视。不必情绪化和标签化地渲染放大，惊叹自己的族群中竟有这种无人性的声音和这样的人渣。哪个社会都有人渣，不能上纲上线到中国人就怎么样。

我曾与好几位日本媒体朋友交流过这个话题，他们对中国国内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很是担心，我跟他们说，这些极端声音只是极少数，多数人是友好并理性的，千万不能把那些极端声音当成中国人的态度。媒体在这个传播过程中担负着很大的责任，报道“极端声音”很有新闻价值，但容易形成误导，让人感觉那是一种民意。国家关系很多时候是媒体塑造的，媒体选择性地渲染极端声音，必然刺激他国同样极端的声音，鹰鹰相激，两国间必然形成会对立对抗的舆情，而政客又很容易被这种伪舆情所绑架。日本媒体朋友也反思，有时候自己的媒体确实有这样的问题，选择性传递中国的狭隘民族主义言论和行为，误导了日本国民，刺激了鹰派言论。

回到爆炸案的舆情来，其实，相比10多年前的“9·11”事件，这种极端声音已经越来越小，这一次表现得已经非常弱化了。“9·11”事件发生时，时值中美关系处于摩擦状态，一些人在现实中和网络上公开表达了对美国遇袭的欢呼，让多数理性的中国人感到脸红。那时虽然也是少数，但制造了一种情绪。而10多年后的今天，这种极端声音已经非常弱小，这应该可以视作是中国的进步。舆论越来越成熟，在看待社会问题上越来越理性。另一种理性是，舆论和公众这一次对待那种极端声音时，也表现出了应有的理性，或是鄙视，或是忽略，根本没把它当回事。漠视它的存在，避免被其牵着鼻子走。

不仅是面对爆炸案，日常的热点中也应如此，忽略极端声音，避免舆情被极端声音所操纵去制造伪问题伪冲突。极端之外是温和理性的大多数，那才是真正的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