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湖南凤凰县支教的志愿者、浙江嘉兴学院大三学生小梁连发微博，曝光了“营养改善计划”在该小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引来强烈关注。

凤凰县这所学校的营养午餐，竟然从3元钱的国家补助中克扣了1.1元，如此不择手段地在孩子嘴里抠食让人忍无可忍。虽然凤凰县教育局已对有关责任人做出免职处理决定，但是相关调查情况尚未对外公开，公众关于营养午餐可能遭遇贪腐寻租的忧虑，更不应该只是就事论事地处理个案。

在此之外，小梁老师“要饿死孩子们吗”的疾呼，事实上还引发出一个公众疑问：3元钱的补助标准是否太低了？即使全部吃到学生嘴里，能否保证足够的营养？

对此，全国学生营养办有关负责人强调，营养改善计划是一项营养膳食补助，不是“免费午餐”。营养改善计划是“做加法”的过程，并非代替午餐，也不是国家将这些地区义务教育学生的午餐“全包”了，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做一个补充和改善。换言之，甭管少不少，多3元钱总比少3元钱要更好。这话当然有一定道理，问题在于，很多地方孩子们的午餐，就是国家补助的3元钱买的那点东西。即使营养改善计划本意不是要“全包”，但对条件艰苦地方的孩子们来说，那就是全部。

不得不说，3元钱的补助标准，无论是相对于高物价的国情，还是相对于财力的国情，都有些不相符合。相比补贴石油巨头动辄就是数百亿元，国家推行营养午餐一年支出160多亿元，标准实在太低了，我们完全有财力给贫困孩子们提供“全包”意义上的营养午餐。

疾控中心专家建议“适当增加补贴力度，把补助水平提高到每人每天5—6元”，其实不难做到。十八大报告中的“收入倍增计划”让人倍受鼓舞，也许，我们更该首先给营养午餐来个“补助倍增计划”，并逐渐扩大营养午餐的补助范围，让更多的孩子都能享受到一份有营养的午餐。

□舒圣祥（媒体人）

据报道，湖南湘西凤凰县腊尔山镇所德小学“3元营养餐到学生手里只值1.9元”国家财政补贴的营养改善计划在该小学存在严重问题。（11月27日新浪网）

学生是祖国的花朵，社会的未来。国家为了改善学生的生活条件，特意实行营养餐计划，可在部分地区，却存在营养餐缺斤短两的问题，使政策浮于表面，流于形式，营养餐不再营养。营养餐到学生手中仅是过期的牛奶和巴掌大的面包，我们不禁要问：“营养”去往何方？校方和教育局难逃其责，是否和供应商存在“互惠互利”的情况?是否将其中的“营养”流向自身腰包，“瘦”了学生，“肥”了自己？

营养餐计划是为了保障学生身体健康而出台，如今却让学生可望而不可及。相关部门，应当加强监管力度，确保其中的“营养”不流失，国家补贴是多少，到学生手中就是多少；加大各个环节的透明度，避免出现暗箱操作，将“营养”摆上桌面，让社会各阶层共同监督；加大惩罚力度，对截留“营养”的人和事，进行严厉处罚和坚决打击，做到发现一起，处理一起。

可喜的是，此次事件曝光后，当地政府态度态度，立场坚定：认识到管理上的漏洞，处理了相关人员，保障了学生的利益。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政府和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努力，学生的营养餐不但不会减少，而且会更加丰盛。

26日晚上，刚刚从农业局调任凤凰县教育局局长一个月的吴元贵告诉记者，目前对于微博曝光问题已经调查清楚，“管理上出了漏洞，其他方面没有问题，已经做出了对腊尔山镇所德小学校长、2名副校长，县教育局勤管站站长、副站长免职的处理决定，即将发布公文。”（11月27日《人民日报》）

“其他方面没有问题”？吴局长还是太乐观了，至少是看轻了“营养餐”事件。梁老师说得明明白白：“他们曾多次跟当地教育局联系，但一直没得到很好的回应。”教育局为什么没有回应？是官僚主义？是官商勾结？是事不关己？作为教育局长，是否该检讨自己，当承担什么责任？是否该向学生和家长道歉？分管勤管站的副局长在哪里？是否关心过学生营养午餐的状况？

自从中央把温暖送给贫困学生，拨付专项资金解决贫困学生的营养午餐，人们便已担心中央的关怀到了孩子那里会大打折扣。人们提过各种各样的建议，希望把营养餐工程办好。现在经过记者调查，学生营养餐的问题普遍严重。请问凤凰县教育局，有哪位领导曾经到学校去考察过营养午餐的情况？即使去了，谁能做到微服私访，而不是让学生列队欢迎去看学校准备的假象？

凤凰县曾经回应称，“选择面包、牛奶作为营养餐的有关操作，符合政府采购的规定”。不知道这是凤凰县教育局的回应，还是凤凰县政府其他部门的回应。现在人们还不清楚，是谁负责政府采购招标工作的？是谁拍板钦定这些供货商的？是用什么办法约束供货商保证营养餐质量的？是谁签署合同不对配送面包、火腿肠的大小进行规定，只是笼统地写明配送物品总价3元的？

校长和分管后勤的副校长、教育局勤管站站长、副站长，固然有经办人、监督供货商的责任，对他们的免职处理，并无不妥。然而这是一种“丢卒保车、车再保卒”的行为，招标、采购、签字者的直接责任人没有亮相，更没有得到处理。何况，“免职处理”已经被大量事实证明，不是真正的行政处分，受不到惩戒、教育的作用。从东窗事发，到东山再起，只隔着罚酒三杯。

这次揭开学生营养餐事件盖子的，是来自浙江嘉兴的外地支教大学生小梁。这有着相当大的偶然性；也由于近几日各路媒体跟踪，形成舆论压力，引起高层重视。其实本地老师、本校老师、校长，早就该看得清清楚楚，早就该向上级反映问题。由于他们捧着本地领导的饭碗，心有顾忌，担心穿小鞋，只能睁一眼闭一眼。还有其他学校营养餐状况如何，不得而知；也不乐观。

Betway必威体育：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面临前所未有四大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和消极腐败的危险。学生营养餐事件，就是这四大危险的反映。3位校长、2位站长的免职，能触动多少人的神经？风头过去、舆情平息、大众关注焦点转移之后，学生营养餐将会怎样？怎样制定制度、设置管道，让学生、家长、老师共同监督？

本是国家推出的一项利民政策，如今却成了一些人的赚钱之机，很是令人心酸。问题是另外一元钱去了哪里？究竟是谁从孩子的嘴里偷走了营养餐的“营养”？

连日来，在湖南凤凰县支教的大三女生小梁连发微博，揭露支教看到的“营养午餐”现状，“这3元的营养午餐，面包值2毛钱吗？总共值1元钱吗？我就不说上次拉来7箱过期牛奶了。”记者调查得知，该县配送的这两样东西，价值2元。当地先是回应称，通过公开招标，为三个学区选定了营养餐供应商，符合有关规定。昨晚该县教育局局长吴元贵又表示，目前对于微博曝光问题已调查清楚，管理上出了漏洞，已经做出了对小学校长等人免职的处理决定。

一块小面包，加上一盒200毫升的牛奶，有时还是过期奶，这就是3元钱标准的营养餐？成本只有2元，却按每人3元计算，由此推算营养餐的“利润率”竟高达50%。本是国家推出的一项民生政策，如今却成了一些人的赚钱之机，很是令人心酸。问题是另外一元钱去了哪里？究竟是谁从孩子的嘴里偷走了营养餐的“营养”？

当地教育部门此前回复称，营养餐供应商的选定符合有关规定。然而凤凰县提供的合同书复印件又显示，并没有对配送面包、火腿肠的大小进行规定，只是笼统地写明配送物品总价3元。这也直接导致营养餐的缺斤短两。这样的招标程序虽然符合规定，但对掩盖在程序之后的“猫腻”不闻不问，放任3元营养餐缩水为2元的面包和牛奶，实际上已经涉嫌渎职失职。

而且农村学生营养餐计划明确要求各地要完成学校食堂的建设，然而在凤凰县的三个学区，营养餐只是两种搭配：要么学生奶+火腿肠，要么学生奶+小面包片，根本不见有食堂，更谈不上让孩子吃热饭、喝热汤。如此消极执行营养餐计划，却不见有人被问责，令人费解。

值得追问的还有，营养餐缩水问题的存在，是否伴随着截留、挪用资金，以及偷食营养餐“营养”的可耻可恶行为？

更值得警惕的是，营养餐问题并不是当地独有，仅从报道来看，不少地方都存在类似问题：今年4月，云南省镇雄县塘房镇顶拉小学部分学生食用营养午餐后出现腹泻、腹痛、发高烧等症状，随后，300多名孩子送入镇雄县人民医院进行检查、诊治；广西那坡县有学校将营养餐补助用于购买营养品“壮壮水牛奶”，供货商可从3元补助中赚取1元；云南曲靖有的学校直接将2元钱补助发给学生，但剩下的1元钱去哪儿了，学校也不甚了了……

为了让孩子们能吃上免费午餐，中央财政每年拨款160亿元，按每人每天3元标准予以补助。然而在实际执行中却遇到学校吃回扣、供货商缺斤短两、地方监管失职，甚至“雁过拔毛”等问题。如何解决？迫在眉睫。

让营养餐名符其实，首先要改变面包、牛奶或方便面的单一式搭配，而要将食堂建起来，提供多种食品选择。其次要向社会公布营养餐的资金使用情况，接受社会监督。在这方面，广西马山县林圩镇23所学校形成的“政府主导—企业支持—公益组织助推—群众参与—社会监督”的模式，很值得参考：政府出资建设厨房，每名学生每天午饭补助3元，“免费午餐”基金再每餐补助1元，学生家长或老师轮流值班做饭，午餐每天开支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最后还要加大问责力度，谁敢偷“食”学生的营养餐，就让谁吃不了兜着走。

“我真不敢相信，这就是营养午餐。”连日来，在湖南凤凰县支教的大三女生小梁连发微博，揭露支教看到的“营养午餐”现状，“国家拨款3元弄的营养午餐，到孩子手上，就是一盒牛奶、一片小面包，你们要让这些孩子饿死吗？”

通过支教志愿者的爆料，告诉我们两个事实：一是，某些地区的“营养午餐”未必有营养，毕竟一盒牛奶一片面包所包含的营养成分极为有限；二是，“营养午餐”对许多孩子来说可能不够吃。这也就意味着，国家旨在改善农村小学生午餐困难、营养不足等问题而专门推出的“营养午餐计划”，却面临“吃不好，吃不饱”的双重尴尬。

实际上，“营养午餐”推行的地区，绝大多数经济发展水平都相对落后，如果能够把3元钱的“午餐费”不打折扣地用到孩子们身上，恐怕也能让小家伙们吃饱吃好。但现实却是，“营养午餐计划”在推行的过程中被打折扣——据当地奶站和面包公司湖南经销店的销售负责人说，牛奶批发价为1.6元一盒，小面包为0.3元。据此推算，国家每人补贴3元的“营养午餐”，最终学生拿到手的是2元物品，有些人从中克扣掉了一元钱。

为了补贴“营养午餐计划”，国家财政每年拿出160亿元。要想让这笔钱落到实处，国家就不能只有拨款没有监督。从支教志愿者反映的情况来看，现在“营养午餐计划”最大的问题，恰恰在于缺乏有效的监督。3元钱的营养午餐怎么吃，吃什么，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没有标准，何谈监督？

3元钱的营养午餐能让孩子们吃到嘴里，首先需要因地制宜地制定一个午餐标准，不管是馒头还是米饭，都应保证孩子吃饱。在保证主食吃饱的情况下，再进一步制定菜肴标准，讲究营养。比如一顿午餐是一荤一素，还是两荤一素；荤素的基本比例如何搭配等等，都应该有标准可依。

有了具体的标准，接下来就是谁来监督的问题。要想让监督真正发挥作用，除了当地教育主管部门之外，还要引入“第三方监督机制”，这个第三方可以包括学生家长、支教志愿者或者媒体记者等任何热心于教育事业的社会人士。只有当“营养午餐计划”有了可行的监督标准，建立起有效的监督体系，“营养午餐”才能真正有“营养”。

摘编自《济南日报》11月26日文/苑广阔

　　漫画：徐简

近日，在湖南省凤凰县支教的女大学生小梁连发数条微博，揭露她在腊尔山镇所德小学看到的“营养午餐”现状。她在微博中称，国家每天给每个孩子拨款3元提供“营养午餐”，但最终到孩子们手上的只有一盒牛奶和一小片面包，两者的价格分别仅为1.6元和0.3元。凤凰县教育部门回应称，选择牛奶和面包作为营养午餐的有关操作，符合政府采购的规定。

国家实施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已一年有余，每年中央和地方用于改善学生营养的经费将近300亿元，各种营养餐乱象却频繁见诸报端。

一是执行中走样，营养餐不够营养。按照教育部等15部门印发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细则》的规定，学生营养餐应以肉蛋奶为主要供餐内容，但像凤凰县这样的“瘦身”营养餐，并不少见。

检索媒体的报道会发现，各类“营养午餐”五花八门，在湘西，有不少学校为学生提供的营养餐竟是方便面；在广西，有学校将营养餐补助用于购买“水牛奶”；在青海，有的学校用补助款采购火腿肠、沙琪玛等零食，有的学校一次性将一周的零食发给学生，还有的学校直接给学生发两元钱了事……营养餐在很多农村地区变成“零食餐”，消解了国家有关部门推行营养改善计划的良好初衷。

二是监管不严导致“营养餐不安全”。国家营养改善计划这项惠民工程刚启动不久，云南、广西、贵州等地就曾相继爆出与学生营养餐有关的食品安全事件，引发社会高度关注。轻者如云南宣威市双龙一小的学生，在糕点里吃出鸡毛，重者如云南省镇雄县塘房镇顶拉小学337名学生，食用问题营养餐后出现腹泻、腹痛、发高烧等症状而入院治疗。

食品安全大过天，尤其是关系到广大学生的营养餐的安全问题，更不容小觑。食品安全问题击中营养改善计划，问题食品、过期食品被送进学生口中，这些充分说明地方教育部门、学校管理者对营养餐供给的监管机制存在漏洞。无论出现问题是因为对供餐企业把关不严，还是因为学校食堂卫生监督不过关，及时补齐安全这块短板，营养改善计划的根基才会稳固。

另外，有的营养餐异化成了敛财工具。以此次爆出问题的凤凰县为例，据称凤凰县有超过3万名学生享受营养改善计划，如果一顿营养午餐能从每个学生身上赚到一元的“利润”，按一年补贴200天计算，仅提供营养午餐这一项的“利润”就高达600万元。如此丰厚的利润，正是导致不少地区的营养午餐标准“缩水”的重要原因。

雁过拔毛、层层盘剥，从农村学生口中抢来的巨额“利润”，并不是全都进了商家的腰包，一些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也是获益者。从历年审计署的审计报告来看，各地教育部门历来都是挤占、挪用经费的重灾区，面对财政预算之外160亿元甚至更多的营养餐补助，我们完全有必要保持足够的警惕。更何况，学校涉嫌与营养餐供货商“分肥”的案例，此前早有报道。

在国家启动营养改善计划之前，诸如“免费午餐”、“九阳希望厨房”等民间公益力量，在改善学生营养方面已有过不错的表现，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这些民间力量，尽管资金有限、覆盖范围有限，但几乎从没出过食品安全问题和腐败，其严格的管理和监督机制，以及系统化的信息公开制度，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由此可见，诸如营养改善这种复杂的系统工程，仅有财政资金的大力投入是不够的，相关制度建设以及责任追究机制建设，也必须及时跟上。有关部门在总结营养改善计划的进展情况时，看到成绩固然重要，能认识到问题更为关键。营养改善计划虽然由政府主导，但它完全可以吸收和借鉴民间公益团体的经验和智慧，不断弥补自身缺陷。

连日来，在湖南凤凰县支教的大三女生梁连发微博，揭露“营养午餐”现状，“国家拨款3元的营养午餐，到孩子手上，就是一盒牛奶、一片小面包。”记者获悉，凤凰的“营养午餐”仅价值2元，而凤凰县回应称，选择这种营养餐的有关操作，符合政府采购的规定。（11月25日《羊城晚报》）

2011年10月开始，国家开始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每年拨款160多亿元，按照每生每天3元的标准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政策约惠及680个县市的2600万在校学生。这项利国利民的“德政”却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逐渐“变了味”。 有些地方为了省事，营养午餐被简化为“牛奶+面包”或者把方便面作为学生的“营养”午餐。

据记者调查，凤凰县提供给学生“营养午餐”仅价值2元。那么不得不追问，剩下的1元钱去了哪里？一个凤凰县尚且如此，那么其他的679个县市情况又会怎样呢？据此前一些媒体的报道，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向学生提供过期牛奶的恶劣行径。

我们不禁要问，中央下拨的160多亿元，到底有多少真正吃进了孩子们的肚子里，又有多少吃进了大小官员们的肚子里？笔者强烈呼吁有关单位，必须尽快对中央下拨的“营养午餐”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及时公布审计结果，对于发现的问题必须严肃查处，对于涉及贪污、渎职的官员必须严肃处理。同时，还各有关省市，还必须要建立各级政府资金配套、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经费保障机制，让 “营养午餐”计划真正为孩子们提供充足的“营养”。

媒体曝光出营养餐问题，一些地方多纠正了事，责任追究无力，这样的现象，无疑很不正常。

“我真不敢相信，这就是营养午餐。”连日来，在湖南凤凰县支教的大三女生小梁连发微博，揭露支教看到的“营养午餐”现状，“国家拨款3元弄的营养午餐，到孩子手上，就是一盒牛奶、一片小面包，你们要让这些孩子饿死吗？”（据11月25日《羊城晚报》）

直径6厘米、厚1.5厘米的面包，可能还没有许多孩子的巴掌大，加上一盒200毫升的牛奶，这叫孩子如何吃得饱？所谓的营养餐，营养又在哪儿？这样的营养餐总值不到两元，而国家拨到每个孩子头上是3元，其中的“利润率”竟达50%。

其实，“吃不饱的营养餐”如今已非孤例，自从农村学生营养餐计划实施以来，各地曝光的营养餐问题，一直接连不断。在这些新闻中，我们看到，营养餐卖到学生手上的价格，与市场价相比，往往有着很大的价差，学生根本不可能吃饱吃好。

那么，又是谁，从孩子嘴里夺食？从网络上的民意看，大多数人的矛头不是指向了送餐的供货商，而是学校管理者和教育官员。

显然，这样的怀疑并非空穴来风，从许多报道可以看到，明明市场上有其他同质价低的食品，却进不了学校。《新京报》就曾报道，广西那坡县有学校给学生买“壮壮水牛奶”，这种奶一盒批发价2元，但到学校采购却花3元，相关采购人员为何如此闭目塞听？许多高价营养餐，有时会出现过期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此次支教大学生小梁就报料，供货商上次拉来七箱过期牛奶，但对于这些无良商人，有关官员为何异常宽容，继续允许其供货？

媒体曝光出营养餐问题，一些地方多纠正了事，哪怕对责任官员的行政责任追究，都毫无动作，这样的现象，无疑很不正常。事实上，每一份“吃不饱的营养餐”，其实都是一份举报函，纪检监察部门有必要积极介入，查清真相，看看“营养餐”中究竟有无腐败。

对于营养餐问题的追责，不仅包括采购腐败的问题，对于地方官员失职渎职问题，同样不可遗漏。例如，营养餐资金不及时到位的问题，对此央视就有过报道，这种现象背后是否存在截留、挪用资金的问题？例如，农村学生营养餐计划明确要求各地要完成学校食堂的建设，但在许多地方，学校食堂迟迟建不起来，地方官员消极执行国家政策，难道不应问责？

从国务院启动农村学生营养餐计划至今，一年已满。现在，是该考虑对政策进行阶段性总结，进一步改进完善监管制度的时候了。这样的改进，包括明确营养餐就是新鲜饭菜，将火腿肠、小面包、饼干等零食，从营养餐中剔除，如此既保证了营养餐的营养，也利于减少采购腐败；一些地方对于营养餐成本质量管控，摸索出不少好的经验，不妨将其在全国推广；对于营养餐资金，建立定期审计，完善信息公开制度等等。一套行之有效的学生营养餐日常监管机制，是让学生吃饱吃好，防范渎职贪腐的根本之策。

21世纪农村教育高峰论坛上公布的一系列数据，着实让人沉重：《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显示，2000年到2010年，在我国农村，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几乎每过一小时，就要消失4所农村学校。对十省农村中小学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小学生学校离家的平均距离为5.4公里，农村初中生离家的平均距离为17.47公里。（《燕赵都市报》11月19日）

近些年，伴随着学龄人口的减少，学校适当调整是一个自然过程，但这个过程在其他力量的推动下，撤并速度之快、幅度之大超出想象。十年里，全国小学学生减少了37%，学校减少了52%。可以说，许多地方学校撤并的规模幅度，远远大于学生减少的幅度。

学校大规模撤并的原因，到底是学龄人口减少、人口流动加快、提高教育质量等因素造成的，还是诸多非教育因素——比如地方财政困境、行政化的推动、城镇化驱动和效率优先——驱动的结果？这就需要对教育政策演变进行分析。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内蒙古、宁夏、山西、辽宁等省份就开展了局部的中小学布局调整。1995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1998年教育部明确提出“合理调整中小学校布局”。

1999年6月，国家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出“农村学校从现实和长远出发，更应优化结构，调整布局，适度集中办学，加速改革发展”。虽然相关政策中，有“要方便学生就近入学”、“在交通不便的地区，仍需保留必要的教学点”、“对农村学校适当合并”等要求，但一些地方政府在落实中，“选择性施政”，片面追求教育效益，盲目撤并学校，以达到降低教育成本的目的。

2008年之后，许多地方撤点并校的动机逐渐复杂化。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调查显示，有些地方明确通过撤并学校带动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通过“学校进城”迫使学生进城；有的地方还总结出“小带大、大带小”、“以校扩城”的经验，大建“教育园区”和“教育城”，将教育当成拉动城市化的工具和手段。

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利益群体——农民恰恰缺位，他们没有参与决策的机会。学校撤并带来的问题，如今逐一显现：农村孩子上学路途远，农村家庭教育负担加重，低龄寄宿大幅增加，生活设施缺少，学生营养状况堪忧。

与此同时，辍学率开始回升。河北省教育厅巡视员、中国教育学会农村教育分会理事长韩清林经过统计数据分析，发现近四年来，全国小学的辍学率从5.99‰上升至8.8‰。

撤点并校的负面效应，得到国务院的高度重视，2012年9月，发布了《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明确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暂停学校撤并。

长期以来，学校是农村精神文化的中心，教师是乡村社会的知识分子，对于乡土文化的传承、文明的进步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学校教育是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意志、国家的意识形态、国家的符号和价值在村庄最好的渗入和载体。曾有学者把学校形容为村落中的国家。

在农村教育高峰论坛上，台湾台东大学教育系讲师、曾任台东县教育处长的汪履维介绍，目前台湾2700所小学中，约600所是学生在100人以下的小规模学校。在台东县三分之二以上的学校，学生不到100个人，50%的小学不足50人。但是不能撤，因为这样做会造成很多问题。

在我们建设的美丽乡村中，学校应该是必不可少的一景。如今，农村学校的消失、儿童的离开，已经造成了乡土文化的断裂、乡村文明的弱化。

韩清林，这位河北省教育厅前副厅长，曾在2010年参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0年)》小学义务教育、学前教育阶段的起草工作。如今他自我检讨：“只是提出了进行学校标准化建设，而没有提学校规模化和教学点的保留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有责任的。”

教育无论从形式还是到效果都是一个长期过程，农村教育政策的制定，需要通过充分的论证和科学的数据支撑，撤并乡村学校，应该充分考虑农民的利益主张。如何建立必要的民主程序，通过广泛的公众参与，推进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仍然是我国教育改革有待解决的重大命题。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回应式改革，或能在一定时段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但缺乏其他配套制度的支撑，能否实现立法目的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连日来，有关儿童保护的舆论热议持续不散。尤其是温岭虐童案和毕节五童非正常死亡案，深深刺痛了天下父母的心。

同步进行的反思多聚焦于立法，比如“虐童”的入罪等等。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发展研究院院长陆士桢提供了另一个思路，他在接受采访时公开呼吁：成立副部级的儿童局，全面负责政策的制定、儿童综合协调、儿童保护及发展等工作。

当然，这只是陆士桢诸多建议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处。事实上，他建言的核心更多是从系统论出发，强调应“建立一个完整的儿童工作机制”。“这个机制以政府为主导，民间组织和社区为两翼，学校和家庭为基础，儿童为中心。”

沿着这一思路分析，我们在儿童保护上的欠账还真不少。不但现有立法难称科学，现有机构难称健全，现有的社会建设也难以堪当大任。作为基础的学校和家庭也都有自身的问题。而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各自为战或零敲碎打式的改革显然并非最佳的路径选择。如因虐童案发，就立个“虐童罪”。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回应式改革，或能在一定时段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但缺乏其他配套制度的支撑，能否实现立法目的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儿童保护机制需要整体推进，但这并不表示改革可以因此止步不前。整体也是由局部构成的。强调整体推进，并不妨碍在单个制度上的深入讨论，而只是要提醒单个制度的改革也需注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连锁反应。尤其要避免只管立法不顾执法的“舆情应对式”制度反馈。这种短视行为很可能会伤害到作为整体的制度改良。

在儿童保护这个系统之中，立法、司法、政府、社会、市场、学校、家庭以及媒体都各有各的责任。每个主体在看到制度病灶的同时，都应同时观照内心以自省。如在温岭虐童案中，就有少数媒体和知名人士，一边大声疾呼“救救孩子”，一边又恣意转发未作任何技术处理的虐童图片。这让围观者也很难相信，一个根本不尊重儿童权益的媒体或名人，会真心想推动儿童权益保障制度。

制度改革总有个过程。对于儿童保护而言，却需要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立法不健全或制度不完善，并不是我们可以忽略儿童权益的借口。在这一点上，我更欣赏陆士桢的另一个建议，“在机制没有建立的时候，我们每一个环节的工作人员，能从儿童权利的角度多走一步，多负责一点，这些惨剧就能减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