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名为《昨夜无眠》的帖子，在网上引起热议，搅动了科研的“江湖”。发帖者是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教授程代展，文中讲述了他的一名极有科研潜质并已经取得耀人成绩的博士生，放弃了科研道路，选择到一所中学任教。(11月25日中国教育报)

近年来，大学生当保姆，硕士研究生当城管，博士生中学执教等消息不断见诸于媒体。

一方面，社会的多样性、人生的可塑性被一览无余展现在世人面前，令人目不暇接；另一方面，博士生放弃留校继续做科研而当中学老师，却让人大惑不解，平添了几分忧虑。

或许如其本人所说，当中学老师是因为“厌恶科研”或“做科研太累”的缘故。但不管怎么说，此举应引起教育界及科研部门的关注和反思。

大学生当保姆可能是权宜之计，研究生当城管或许是无奈之举，因为大学生人满为患，研究生学历贬值，就业前景不佳。至于名牌大学的博士到中学当老师，恐怕绝非是由于单纯就业引发的“高学低就”所能解释清楚的。

说到底，这种大材小用现象，既是对国家教育资源的一种浪费，也反映出教育及科研部门在人才培养和使用方面的缺失。

科学研究的目的不是寻求个人利益，更不是沽名钓誉，而是一种造福社会和人类的崇高的事业。科研的基本任务是探索和认识未知，造福人类。在科学研究的征途上,没有平坦的大道,自始至终充满艰辛和曲折。科研的过程时刻与枯燥无味和寂寞相伴，只有那些默默无闻、甘于奉献、孜孜不倦、淡泊名利的人，才能潜心学术研究，认认真真做学问，并成为科技界的佼佼者。

相反，只注重学生考试分数，忽视了其思想道德素质和能力的培养，这种应试教育的弊端显而易见。加之部分科研人员价值观发生了偏移，所谓的科技造福人类等理想信念在各种利益诱惑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由此看来，作为国民教育的顶端，研究生教育是高层次、创新型、科技型人才的主要来源。而培养和选拔高学历科研人才，首要的是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通过注重学生和科研人员思想道德素质及能力的培养，进一步充实科学研究等高端行业人才比例，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既是我国进一步提高培养科研人才的迫切需要，也是全面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关键，且不可等闲视之。

近日，清华博士生萧杨突然放弃留校继续做科研的机会，与北京一所重点中学签约做数学老师。其导师写下3000多字的长信，表达惋惜与困惑。数日后，萧杨在一个社交网站上贴出一封长信回复老师，“我已经厌恶科研了。”（11月23日《新京报》）

也许常人确实难以理解：一位曾在系统控制领域的国际顶级专业期刊（IEEE TAC）上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数篇长论文（中国系统控制领域的博导都没有几人在这本期刊上发表过文章）的学生，竟然以博士身份从科研领域主动转行去做中学老师。

其实，选择什么样的职业，不过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真正令博士转行带有公共议题意味的，是当事人在一个社交网站上贴出长信回复老师，其中说到“我已经厌恶科研”。这让那些从小立志当科学家的梦幻，那些科研与大国崛起之间的宏大关联……顷刻间因为“厌恶科研”而破碎。

如果抛开选择背后的科研语境，遵循内心而不市侩于形，也许恰恰是新青年的本色。谁说这不是难得的进步呢？一者，一个对科研已经丧失趣味的年轻人，既没有利用科研去搞“技术移民”，也没有沦为“学术油子”，而是“净身出户”、离开并不热爱的领域，即便将来未必对中学教育大有贡献，起码也没有投机钻营——而一切单纯的选择，总令人心生温暖；二者，世易时移，老教授的年代，或者更强调“大红大绿”的贡献，而年轻博士的今天，已经开始张扬个体的自由与主张，他们不再是“大红大绿”中的一抹，而是有名有姓的、各个不同的鲜活，遵循公序良俗，追求个体的尊严与幸福，即便与集体的声音未必那么合拍，也是一种真正的和而不同的 “和谐”。

老教授看重天赋、年轻人看重兴趣，科研或者人生，各有各的道理。尊重清华博士“厌恶科研”的权利，也许我们会失去一个天才，却见证了一份遵从本心的幸福人生。还有什么比这更要紧的呢？

教育的首要意义，原本不在于筛选“精英”“天才”，而在于擦亮每个人的心灵。

放弃科研去中学教书，对中科院博士萧杨的选择，他的导师、上一辈的科学家难于接受，乃至写下3000字长信，“今夜无眠”，惜才爱才、为国家教育资源浪费和学生大材小用而痛心疾首又无比困惑之情，溢于言表。

在导师看来，这很像是年轻人头脑发热、欠缺思考的冲动之举。然而，不论是回应导师的长信，还是接受媒体采访，萧杨给出的答案都十分清晰，足以证明他只是做了听从内心召唤的理性决定，甚至，在应聘前还专程召开家庭会议，询问长辈意见。

一个人一直觉得“很累”“厌恶科研”、缺少成就感，却能一路优秀读到博士，且被认定为有天赋、有前途；读完博士、到了而立之年才选择离开，确实可以说是国家投入、导师心血、个人努力的浪费，却也正是中国式教育的结果。

教育的首要意义，原本不在于筛选“精英”“天才”，而在于擦亮每个人的心灵，引导全体孩子在学习中增长才干、认清自我、健全理性，成为自主、自立又具有民主、合作意识的健康公民。教育的精髓绝非传授先进技术或高深知识，而在于从幼儿时代起就通过感知、阅读、实践等各种方式，引导孩子去认识自己的兴趣与才能，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做出听从内心的个性选择。反观今日中国，多数孩子直到18岁时都只有一个目标：考高分、上大学。在中国的一流大学里，这样按照父母的意志和社会流行来填报志愿、一心只想将来拿高薪、做人上人的“听话的好孩子”，比比皆是。凭着高智商和勤奋刻苦的好习惯，他们大都能成为“精英”“成功人士”，但是否能够成为钱学森先生追问的“大师”，能否支撑起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使命的坚定栋梁，却要打个问号。中国式教育，已是不能不改。改，要先正理念，否则便是盲动，愈改愈将增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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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很多大学生都有这样的经历：在考试前夕熬夜复习，在截止日期前奋笔疾书；学习不够专注，玩起来也不投入；心里装着无限风光，眼前只摆着屏幕一张；无数次告诉自己走出去吧，动起来吧，但是却像一张撕不掉的牛皮癣一样长在了床上，睡了一下午的觉，醒来感觉人生都要绝望！这便是所谓年轻人的迷茫。

开始的时候我以为迷茫的根源是“目标”的缺失。于是大学生活的很大部分，我都是在思考目标，或以“思考目标”为借口的“无心学术”中度过，消磨了不少时间。但后来我领悟到目标本不可以“想出来”，而是要在实践和尝试的过程中慢慢形成，我一直都是在缘木求鱼。

大学生的迷茫，不是因为没有目标，而是因为不知如何形成目标，而形成目标的关键是认识自己。所以说到底我们的问题是不知如何面对自己，接近自己进而认识自己。

“认识你自己”，这句铭刻在阿波罗神殿的箴言据说是人世间最难的事。我曾以为出自哲学家泰勒斯之口的“认识你自己”需要通过思辨和冥想完成。恰当的路径是“从己从内”：首先从自身出发，进而要关注自己的内心。

但“从己从内”的实践结果并不理想，静下来聆听自己的心声吗？这不过是一种比喻，人非圣贤，岂能面壁静坐而顿悟？更好的方法是“从己从外”：关注和直面自己是为从己，在此前提下，从外显的行为入手，与自己订立规范是为从外。一味遵从诸如“聆听自己心声”之内的指导是徒劳无功的。这种“心声”言论可能使人们误将“面对自己”和“认识自己”理解成一种内向的，精神性的活动。

但认识自己并非纯精神性思考可以达成。锻炼和参加体育竞技也是了解自己的一个绝佳手段，可惜的是体育的作用在中国的应试教育下被长期忽视和打压。

给自己订立外在规范也能帮助我们面对和了解自己，这是掌握分寸感的起点。我以前很不屑古人的繁文缛节，但现在看来不无道理。外在的规范虽是形式，却也有开启心门，影响内在的作用。

身体、心灵、内在的思想和外在的规范本来就是相互影响的系统，我想这也是中国哲学中混沌化一思想的体现，目前在年轻人中很流行的“自我管理”，如时间的管理，情绪的管理，身体的管理等，也是这个道理。

遗憾的是在大学之前的教育中，我们一直缺了“探索和发现自己”这个环节。我认为这其中的原因是中国教育没有给学生留下足够的空间去学会和自己打交道。我们的教育实践在内容上一向偏重于“文化知识”，在方法上一向偏重于“指导”或者说是“填鸭”。而各种关于常识、礼节、规范和分寸的教育却偏少，对体育和美育的关注也没有达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程度。至于启发性地探索自己的引导就更少了。

这种缺失的责任并不全在教育系统。人类最重要的学习和社会化场所是家庭。但现在的家长们急于做的事情却是如何把孩子推向学校，平日的上课还不够，下课了还有各种补习班任君挑选。在家长无力承担孩子教育的各个方面时，上补习班和特长班本身没什么不好，但问题是这个过程中，家长自己有没有有意识地去引导孩子发现自己。有没有考虑到所学的各种东西与孩子禀赋的适应性。

对于我和很多同龄人来说，真正开始了解自己是在进入大学之后。这是“选择多样，自由泛滥”的环境逼迫而至。但我觉得这未免迟了。如果能早一点找到合适的途径，会少一点纠结，多一些笃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