凑够一拨人就可以过马路了，和红绿灯无关，只看人不看灯——这种“中国式过马路”遭到舆论普遍谴责和调侃，评价从“欠缺法治精神”、“从众意识”，到“集体无意识”、“社会法则失范”等，不一而足。

但批判和调侃之后，也有人对国人这种不文明、不安全的行为方式进行反思并寻找原因，其中的重要一点是，我们很多城市路口的红绿灯设计不科学，不适宜行人通行。

2007年，上海市政工程管理局和交管部门就进行过实地观测，以不同人群的步行速度为依据来设计路口的红绿灯时间：上海青年人步行速度平均为1.35米至1.51米/秒，中年人为1.37米至1.45米/秒，均高于全国标准。但上海老年人的平均步速只有0.96米至1.01米/秒，低于全国标准。

所以，上海市政工程管理局主持的上海中心城区“步行交通规划”的主要内容是，步行设施规划应充分考虑人的需求——干道上应以“快行”为主，在效率与安全的基础上推动“快慢分行”；在生活区、商业区则以“慢行”为主，限制机动车，在舒适与安全的基础上开展“慢行改善”；在双向八车道上，应以老人能过路口为标准，绿灯时间应为40秒，否则应在马路中间设置安全岛。

另一方面，道口红绿灯的设计也应根据不同群体的心理等待时间来调整。在2006年召开的“中德道路信号灯研讨会”上，有专家指出，红绿灯间隔时间设计不合理是造成行人乱穿马路的原因之一。德国人等待红灯的忍耐极限是60秒，英国人是45秒，但我国从来没有做过相关测试。

后来，北京一家媒体在街头随机寻问行人等红灯的耐性，80名行人中，25人认为等红灯的时间过长，他们最多能坚持30秒至45秒，占被调查者的31％；38人对耐性没概念，习惯了凑够一拨人过马路，占47.5％；仅9人有足够耐性按信号灯过马路，占11％。而且，在10个路口，行人平均等候信号灯时间约为15秒。

无论是交管部门还是科研机构，都可以对国人过马路时等待红绿灯的耐性做实地测量，以之作为制定红绿灯时间长度的重要依据。即便国人缺少耐心，能等待的时间短，例如只有15秒，其实也可通过科学解释和知识传播来改善国人等待红绿灯的耐心。例如，以心理学的延迟满足效应来引导人们等待红绿灯。如果能延时并确认在绿灯亮时才过马路，则可以确保自身和他人安全。

杭州交警部门认为，“中国式过马路”现象与信号灯设置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在一般路口最小绿灯时间起码在15秒以上，再加上行人红绿灯信号和机动车红黄绿信号的转换时间，可以让行人最少有26秒以上通过，一般情况下行人有足够时间通过斑马线。但是，这也不能排除在更宽的路口，这样的绿灯时间太短，无法让老人通过。而且，机动车违法或没有礼让行人，也会减少行人有效的绿灯通行时间。同时，单点信号灯也难以避免特殊情况的发生。

所以，在红绿灯的设计上，需要更多的人本化，按中国人的行为工程、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来改进。当这些人本化措施和设施达标后，再强化通过路口时遵循红绿灯的惩罚措施，国人未必就真的那么不文明。

相关评论：

“中国式过马路”的标签化情绪

“中国式过马路”不能单拿素质说事?

“中国式过马路”折射什么心态?

中国式过马路，能人多了路难行

最近微博流行一个词，叫做“中国式过马路”，说中国人喜欢凑成一伙人闯红灯。央视赶趟儿，在国内一干大城市现场采访，证明微博所言不虚。于是有人痛心疾首地说，中国人规则意识缺乏。

中国人爱闯红灯，这是我们司空见惯的事。说中国人规则意识差，没错，于是人们就顺理成章地对中国人展开道德批判。

央视的现场报道，看似铁证如山，令人无可辩驳。中国人爱闯红灯，但城市有了红绿灯，就代表我们生活的世界有规则了？不可否认，红灯停，绿灯行，这本身就是规则。据周游过世界的人说，在美国、法国，如果没有汽车通行，当地人也会闯红灯。红绿灯对于行人的规则价值，值得进一步探讨。

规则是一个系统，交通规则也是一个系统。因为交通是一个复杂系统，参与者不仅有行人，还有机动车、管理与执法者等。不仅要有针对行人的规则，也需要针对机动车的规则，还需要规范交管部门的规则。红灯停，绿灯行，这是交通规则系统的一个子规则，如果只是一个孤立的东西，就不可能建构起城市的交通秩序。

中国人爱闯红灯，这意味着，我国交通多多少少处于无序状态。行人闯红灯很扎眼，央视记者在很多城市发现了铁证，有些欣喜。但他们忽略了其他各种无序，比如机动车在斑马线上横冲直撞、老年人面对红绿灯不知所措。

一言以概之，红绿灯规则是存在的，规则系统并不存在。有的马路没有红绿灯和斑马线，有的斑马线连起马路两侧的垃圾桶，盲道通向一根电线杆或终止于一堵墙。二三十米宽的马路只给行人10秒钟，年轻人要小跑才能及时通过，老年人必然地陷入无助。行人的绿灯亮了，右后侧左转的车流开始川流不息。这些所谓规则不是导向有序，而是叫行人无奈。在这种无序背后是否真有规则，很叫人怀疑。

这样的交通秩序，实际上是以汽车为本位，行人被安排在车流夹缝中穿行。所谓交通的畅通，重在疏导车流。车太多，而坐在汽车里的人似乎代表了某种“先进生产力”，政府重视的是他们的“可达性”。行人必须学会变通，时刻准备着见缝插针。不闯红灯，只能在汽车尾气中傻等。

揶揄中国人是无力的，需要反思的是政府，最需要改变的也是政府。孤立的红绿灯并不能培养人们的规则意识，社会需要一个内在一致的规则系统，让遵守规则的人感受种种便利，而不是碰一鼻子灰。交通部门在挂起红绿灯的同时，还要多为行人着想。

中国人多，马路上经常人如潮涌，不同于欧美城市。过去，把公共交通当包袱甩，鼓励家庭购车，激化了人车通行矛盾。化解之道，只能是大力发展地上地下公交系统，车少了，地铁分流地上行人，人与车就会各多一份从容。

许多媒体对“中国式过马路”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反映国人随大流和小团体意识的现象在生活中的体现。然而要让中国式过马路回归遵章守纪，文明规范，还需要从娃娃抓起，到素质养成，从社会管理，到大从师表，并且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离开哪一条都不可能改变这种尴尬的状况。

从娃娃抓起，似乎成了各行各业的口头禅。文化学习也好，素质养成也好，孩子是可塑的，只有在孩子的心灵上打造出良好的素质基础，才能使他们的人生更加灿烂。人品在于小时候的培育，先天的不足往往会带来畸形的人生。因此，过马路作为素质的一个方面，有必要在小时候就教育他们“红灯停，绿灯行，横过马路左右看”的基本素质，这样才能使得闯红灯的冒险现象大大减少。

请大人师表，说明家长老师长辈对孩子的影响十分大。现在往往孩子要遵守规矩，却被家长骂成傻瓜，甚至硬拉过红灯的。因此出现了老师一周的教育，不如家长一次的颠覆，因此在守法遵章方面，长辈应该自觉做孩子的好榜样，而不是给孩子带坏头，把孩子引向错误。敢闯红灯就会造成敢于违背乱纪，倒头来吃大亏吃苦头的还是家长和孩子。

重社会管理，正是由于社会的成员不可能都做到绝对自觉，因而需要采取管理教育等手段促进社会文明和素质提高，从提个醒拉个袖子的帮助，为他好，到采取处罚措施予以警示警戒，都会给相关人士上一堂鲜活的教育课，引导他们走向文明素质，社会秩序的形成和养成，需要有管理者，需要有监督者，这样才能疏导出良好的社会秩序。

网络是个神人辈出的地方，最近有句话在网上特别流行，是总结“中国式过马路”的：“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有人说这是法不责众的心理在作怪，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毕竟在这种状况下车是不敢撞过去的，而哪怕对面有个戴红箍指挥交通的老大爷，想必也不能说什么。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因素在其中？咱先看看其他国家是怎么干的。

我在美国的时候发现，美国人比较遵守规矩，一般来说都是傻傻地等红绿灯。要是路上完全没车的话，也会快步通过，但基本上这种情况很少。法国则是另一番景象，大家也是不怎么看红绿灯，主要是看有没有车，只要没车或者车离得比较远，也差不多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但您能看见另外一个现象，即车辆看到这种状况老远就开始减速，而行人则对车辆竖起大拇指表示谢意。

表面上看，法国人与中国人过马路的方式一致，但是，法国式过马路与中国式过马路最大的区别，一种是从本能上的相互让行、最大限度利用时间的理解出发，大家都能比较心平气和接受的行为；一种是相互别扭、对抗性质的争抢路权使用。这之间的差别可就大了，比中法两国的美食区别都要大。

首先，这是一个文化差异产生的后果。我们虽说把自己叫做礼仪之邦，但这种礼仪其实并非是针对陌路人，而是针对面对面的交往者。中国说到底还是一个熟人社会，每个人通过社交网络认识或者接触，在面对车里车外这种不直接接触的时候，往往并不遵循所谓礼仪，而是形成某种对抗性。

而由于西方社会在法律以及宗教方面的文化因素上发展起来的社会文化比较成熟，大家基本形成了某种社会共识，互相尊重对方的权利。这种尊重就体现在车辆尊重行人、行人也尊重车辆，比较起来，车辆更为尊重行人的路权，因为车辆在道路上行驶时是强势的一方。

其次，法律的执行情况两者也有不同。为什么我说这是执行情况有差异？人的行为需要法律约束，而如果法律条文有、执行不到位，谁也不会拿这个当回事。到中国的老外们无论是美国人还是法国人，很多人都迅速学会了中国式过马路的技巧，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这帮人绝对是不会这么做的。

这就是中国式过马路的问题所在。表面上看是执行规则不利，导致没人把这个当回事，深层的原因则是在社会转型期，大家并不能理解个人权利与公共空间的使用权之间应该如何调和，以及在社会生活当中因为尊重对方权利而做的暂时退让，最终会让这种退让的良好结果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自己也会享受到这种成果。

给违法现象贴上“中国式”的标签，更多的是一种引人注目的传播策略，如此才能收到引爆网络的奇效。

这两天，一条有关“中国式过马路”的微博引起热议，“中国式过马路，就是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这条微博一天内被近10万网友转发，并且在网络上持续发酵。

给违法现象贴上“中国式”的标签，凸显出网络时代公民的一种另类表达风格，目的无非是通过这种“规律经验”总结式的调侃，对现实中较为普遍的集体闯红灯现象予以揭露。从正面意义看，这样的诙谐表达有助于引起公众对司空见惯违法现象的关注，影响那些同样围观的违法者去改变自己。

网络时代，贴标签更多的是一种引人注目的传播策略，如此才能收到引爆网络的奇效。例如就有人循着这种思路，总结出“中国式跨栏”“中国式上车”等等。不过对于行人闯红灯现象，“中国式”的标签贴得有些过于情绪化，反映出一些网民对国人某种“劣根性”的偏见。

与一些法治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闯红灯的现象比较严重，但这并不意味着法不责众的“从众”心理就是中国人所独有，像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的一些城市，行人闯红灯也很普遍。可是在“丑陋的中国人”认知中，即便是世界许多国家普遍存在不良现象，也容易被贴上“中国式”的标签。

贴标签当然是网民的自由，我们关注的焦点不是标签本身，而是其背后的民众情绪。“中国式过马路”之所以引起热议，乃在于其凸显了现代化背景下民众的心态，情绪化的表达将焦点集中在国人漠视交通规则的劣根性上，并产生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焦虑。相反，对于原本应该成为讨论主题的严格交通执法，却极可能被舆论所忽略。

说到底，公民良好出行习惯的养成，遵守交通规则文明操守的形成，虽然与个人的品德修养相关，但根本上依赖于严格执法塑造的公民社会环境。忽视这一点，在公共传播领域中动辄打上“中国式”的标签，极可能造成偏见性的误解，干扰公众对解决违法现象的信心与方向。就此而言，集体闯红灯的行为当批，但“中国式”的标签不宜泛滥。

近日，有网友发微博称：中国式过马路，就是凑够一拨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这条微博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共鸣，一天内被近10万网友转发。在中国式过马路这个话题仍然在网络上发酵之时，记者跟随交警在南京街头观察，发现闯红灯的真不少。（《现代快报》10月16日）

过马路，闯红灯，似乎在许多国人眼里连小节也算不上。在南京，记者守候在中山北路虹桥路口，等一个红灯，至少需要70秒的时间。这似乎是一个让许多人等不起的时间。记者在现场观察发现，每一个信号周期，至少有四五个人闯红灯。闯红灯时还真是凑一拨人了，先是大家都在耐心等红灯，接着有一个人往路口向前靠一下，后面的人于是也跃跃欲试，平均一个红灯，有四五个人闯过。

为什么国人喜欢闯红灯呢？有人说是违法成本较低，有人说是有法不责众的心理，有人说是中国人等不起，这些分析，也许都有一定的道理。我要想说的是，中国人从骨子里还是比较愿意当“能人”。这种“能人”，哪怕面对原则、规则、法律之类，首先想到的不是遵守，而是逾越，因为他们笃信“人是活的”。

行人是活的，所以闯红灯，司机是活的，所以毫不顾忌行车礼仪。比如堵车现象吧，作为一个开车的人，我的体会是，堵车就是因为“能人”太多了。每当道路出现拥堵的可能性之时，大显身手的“能人”们不是按通常的情形，小心翼翼缓缓地跟随，而是见缝插针，不管那是不是该行驶的道路，不管前方能否通过，只要有点空隙就加塞。在不能让车子变成飞行器之时，他们就把自己的车子当作楔子，直到把整个道路所有的缝隙都填它个密密实实才肯停车熄火。有了这样的“能人”，即便道路再宽敞，也会经常堵车的。许多安全事故也与这类开车“能人”有关。比如占据紧急停车带，随意转换车道，随心所欲地调头，随时占用对向车道，不该按喇叭的地方按得山响，晚上行车永远定格在远光强灯等，因逞能而害人，因逞能而惹祸，并不少见。

此类不讲规矩的“能人”现象，亦广见于其他社会领域。在转型期，在社会前行的通道上，在社会公平、社会秩序等方面，某些不讲规则、不顾礼仪，自以为能干且据此最能得逞的“能人”现象，我们大概都不陌生。

你规矩排队，他一门心思想着插队；你认真干活，他专职吹牛拍马；你苦苦写论文，他拼凑抄袭；你凭良心做事，他有奶便是娘；你恪守规则，他出卖良心；你相信公选认真备考，他偏能找到考试答卷更改考试分数；你一分耕耘一份收获，他坚信马无夜草不肥……于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就不难见到闯红灯、开霸王车式的“能人”。“我爸是李刚”正是“能人时代”的剪影，一个正常社会所不可或缺的程序、规则、法律之类，随时都可能被践踏。而靠拼爹、拼钱、拼权、拼色、拼关系上位，则已经成为有能耐的标志，被竞相效仿。

这类“能人”显然是损世害人的，“能人”们自己得失荣枯倒是小事，重要的是他们常常在让普通百姓领教社会秩序遭到破坏，法律法规苍白如纸，劣币驱逐良币之类现象的同时，更让人们犯糊涂：为什么看起来是光明大道，走起来却是坎坷无比呢？

明知违反公共约定，但心里“冻结”了是非，只看那点儿小利益、小方便，背后是庸俗后果论在作祟

微博上最近流行一个段子，调侃国人集体闯红灯的陋习：“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并美其名曰：“中国式过马路。”转发此段子的人不少，有网友还加上自己的感慨：嚯！这是过马路啊，还是过景阳冈啊？靠人多硬拦汽车，忒不文明！

感慨归感慨，仔细一想，还真让这段子说准了。平常我们过马路时，这样的过法确实不鲜见。有一两个身影老老实实等变灯，还被同伴责骂：快点儿，别傻等了！许多时候，我们自己下意识也就随大流走了，一抬头：哎，这不红灯吗？我怎么过来了？

怎么会建立起这种“集体无意识”呢？说大一点儿，这跟我们的抉择偏好有关系。

为人们的抉择提供参考的尺子，大致有两把：一把叫后果论，一把叫原则论。后果论，简单说，就是预判行为的后果，有利则行，有害则止，趋利避害。好比说躺着看书有害视力，老低头坐着对颈椎不好，那就别这么干；适当的锻炼有利健康，那就坚持。原则论，则是做事情前先对照某种原则——或是社会的某种约定，或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合则为，不合则不为，不管行为会产生什么具体后果。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不合准则，不干。按照现代话说，违反程序正义，即便会取得好的实际效果，也不对。

这两把尺子，各有其适用领域，并无优劣之分。有时候，人们是两把尺子一起用，融合并济，利义兼得。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僵死的原则论和庸俗的后果论。庸俗的后果论，就是压根儿不问是非，不讲规矩，只言利害，甚至只看到眼前的蝇头小利，或者自己的小方便，就毫无顾忌，抛弃规则。

这种抉择偏好，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细节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高空抛物、践踏花草、无视红灯过马路……种种陋习，背后都有庸俗后果论的影子。其实质都是：明知违反公共约定，这么干是不对的，但心里“冻结”了原则，只看后果——逮着了，后果也不严重嘛。为了消解心中的不安，还常用“人家都这么干的”来做挡箭牌。

有人说，是不是可以加大对行人闯红灯的处罚呢？单从后果角度着手，行人闯个红灯，能罚到什么程度？再者说，处罚就得设执行者，生活的每个角落都得管起来，那需要多高的社会成本？建立是非观、规则意识，才是与现代文明接榫的正路啊。　　　　　　　　

近来在微博上流行这样一个词，叫做“中国式过马路”。什么意思？有人描述为“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还有图为证：在城市街头，有好几位行人并没有走在斑马线上，而是走在旁边的机动车变道路标上，其中有推着婴儿车的老人，也有电动车、卖水果的三轮车。

这样的场景，是不是眼熟？也正为其司空见惯，甚至为人所不觉，所以一旦被贴上“中国式过马路”标签的时候，才会引起广泛的共鸣和议论。循着这样的思路，一些行人纵身一跃横跨公路隔栏，可称为“中国式跨栏”；公交车站乘客们蜂拥而上挤进车，可称为“中国式上车”；正在行驶的车辆突然一个急转，强行插入另一条车道，可称为“中国式并线”。

类似现象还有不少。集纳到一起，着实令人吃惊，原来我们身边存在这么多不文明现象，很多时候不管有意无意，各种“中国式”做法成了一种自然选择，甚至到了不这么做，反而会不正常、不便利。

这种吊诡的变化之中，一则存在群体效应，大家都这么做，法不责众，形成了一种社会氛围；一则发生了规则的异化，原来的红灯停绿灯行、排队依序、驾驶规则等都被放到一边，扎堆前行、拼抢上车、强行并线成了众人奉行的“潜规则”。有规不行，违规成风，潜规迭出，由此看来，“中国式过马路”等现象，其实是陷入了一种规则困境。

为什么会这样？这既有规则意识淡薄的原因，也有规则本身不完善的因素。如果一味指责公民素质不佳，并未看到问题的全部，甚至也没有点中问题的要害。以“中国式过马路”为例，行人不顾红绿灯急切通行的背后，与缺乏安全意识、心态浮躁、自私观念等不无关系，但通行区域规划不科学、绿灯时间过短、人车关系处理失衡等现实问题的存在，往往也使人们按照红绿灯划定的时空难以顺利过马路，甚至还可能面临危险。

因此，破解“中国式过马路”，不只是一道公民素质题，还是一道社会管理题。如何协调社会关系、平衡各方利益，制定体现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等理念的社会规则，提升规则的科学性？如何在规则实施中一视同仁，对违规者依法进行惩处，提升规则的公信力？这不仅考验着管理者的智慧与能力，也需要民意的参与和监督。人人行动起来，人人负起责来，共同遵守和捍卫良性规则，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运作。过马路是这样，就业招聘、商业经营、为政用权等各个领域，又何尝不是这样？　　　　　　　　

城市汽车数量越来越多，结果就是非机动车与行人的路权日益遭到排挤，那么“中国式过马路”恐怕某种程度上与“路权不平等”也难脱干系。“中国式过马路”与数不清的“中国式国情”之间，那真正是“剪不断，理还乱”

有一种新闻叫“名词新闻”，“中国式过马路”就属于这样的“名词新闻”，它所概括的内容早已不是新闻，但“中国式过马路”这个名词的出现就绝对是一个新闻。“中国式过马路”这个名词之所以能形成新闻效应，关键就在“中国式”三个字。“中国式”不仅意味着举世无双、独一无二，还意味着里面极可能存在着荒唐、怪诞的成分。始作俑者对“中国式过马路”所下的定义就挺有喜感：“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

百度就是快，“中国式过马路”已经被收入“百度百科”，并对这种现象给出了如下解释：“出现这种现象是大家受法不责众的‘从众’心理影响，从而不顾及交通安全。”

这种解释其实未必准确。大家扎堆闯红灯，“从众”的心理是有的，但与“法不责众”并无多少关系。因为即使是单个人闯红灯，他闯了就闯了，你怎么着他吧？要说他们不顾及交通安全，恐怕也说不通，这些人可能缺少规则意识，但“安全意识”还是有的，他敢闯红灯，那是算定了自己的安全绝无问题。而且实事求是地说，那么多人跑到快车道上，快车道上的车它能快得起来吗？小擦小碰的事可能无法避免，但严重的事故概率也不大。说一句玩笑话，不少严重的交通事故不是发生在大家都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地方，而是发生在少数人不守规则的地方，甚至汽车会冲向那些自觉等红灯的人群。

受“中国式过马路”影响最大的并不是“交通安全”，而是“交通效率”，无秩序就无效率。尽管我向来反对拿“素质”说事，但又不能不承认，“中国式过马路”某种程度上确实是中国人整体素质的一个缩影。从央视报道中那些闯红灯者在接受采访时的反应来看，一致的表现是对规则很麻木。道理人人都懂，但就是不愿意去践行。如果把话题扯得大一点，那就是在“中国式过马路”身上，可以真切地看到中国人在“公民教育”上的缺失，作为一个健全的公民，其重要的人格之一就是“尊重规则”。但有时我又觉得，面对“中国式过马路”，我们也不妨淡然处之，相信时间会解决一切，等我们多数中国人受教育的程度提高了，品质生活再上一个台阶，“尊重规则”最终成为一个很有面子的事情，那么“中国式过马路”也将随之消亡。

而且这事也确实不能单拿“素质”说事。“中国式过马路”难道只是行人的错吗——交通管理者有没有责任？城市规划与市政建设有没有责任？像央视报道中天津市的那个大圆盘，那么广阔，如果没有“中国式过马路”的那些行人置身其中，是不是也太空旷了点？你把路口建成广场，还不许行人横穿马路，这不是难为行人吗？而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由于城市汽车数量越来越多，结果就是非机动车与行人的路权日益遭到排挤，那么“中国式过马路”恐怕某种程度上与“路权不平等”也难脱干系。“中国式过马路”与数不清的“中国式国情”之间，那真正是“剪不断，理还乱”。

10月8日，北京地铁内，一位老人与一个年轻人争吵，老人当场猝死，原因之一是人太挤；10月7日，广州地铁四号线，又一位老人与一名小伙因抢座位发生互殴，两人血洒车厢；10月6日，武汉国际机场，三名旅客因为取行李发生触碰在航班上大打出手……汽车未到站就拥成一团，飞机没停稳就打开手机，意见稍有不合就拳脚相加，中国人，你急什么？（《半岛都市报》10月14日）

急生乱，乱生烦，挤作一团摩擦来。因为一点小事，男士没了风度，女士不顾形象，年纪大的失去了宽容，年龄小的忘记了尊重，动不动就在公共场合上演这样的对骂、血战，亲们，咱这是怎么了？

有人说了，不急不行，不抢吃亏啊。公交车来了，晚半步上车就得站着，只能用羡慕嫉妒的眼光看着那些“抢”到座位的人；商场传出商品打折促销的消息，一大早就挤满了人，营业时间一到，人潮蜂拥而入，瞬间就将诸般“实惠”一扫而空；为了孩子能上一个条件好点的幼儿园，家长们急了，天刚亮就起床去报名，本来以为来得挺早，没想到还有更急的——有人半夜就卷着铺盖带着干粮来了。不急，没便宜占，不抢，没你份儿，不少人正是抱着这样的心理，才会事事急，时时急，你挤我抢乱作一团。

可以理解国人的这种心态，谁让我们生活在一个人多资源少的社会呢，有些情况下不急不抢还真是不行。但是，更多的时候其实根本不需要那么急。拿乘火车来说，上车后都是对号入座，不管上车早晚，没人会占了属于你的位子。然而往往是尚未开始检票，一圈人就摩拳擦掌挤在检票口，待到通往站台的门一打开，那场面就更壮观了，拖着箱子的、扛着行李的、抱着孩子的，个个都一路小跑，奋勇向前，一副跑慢了火车就开走了的架势。

急什么急？挤什么挤！看着别人急不可耐，乱作一团的样子，不少人都会有这种置身事外的理智。可一旦自己身临其境，焦躁又会不自觉生出，很自然地加入挤的大军。没办法，大环境使然，很难做到“不慌不忙”。

所以，要改变中国人这种着急的性格，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首先要明白一点，国人之所以变得这么急，与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物质匮乏，供求严重失衡有很大关系。正是因为物以稀为贵，人们才不得赶早不赶晚，跑快不跑慢，凡事都表现出急匆匆的样子。就是现在，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依然存在资源不足，分配不合理等问题，在这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前，国人着急的毛病短期内难以改掉。

另外，公民自身素质也有待提高，就像前面所说的，有些情况下完全没必要那么焦躁。公交车上互相谦让一些，莫失文明；开车慢一点，注意安全；按规矩排队不加塞儿，讲点礼貌。咱该急的急，不需要急的时候就别那么急躁了。

央视10月14日《新闻直播间》节目播出“中国式过马路：十字路口1小时600人闯红灯”，所谓的“中国式过马路”就是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跟红绿灯是没有关系的，只看人不看灯。

过马路闯红绿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司空惯见，当行为成为了习惯，也就见怪不怪了，一个中国人因为在国内不会闯红灯被女友甩了，而在国外因为闯红灯而被外国女友甩了，因为在中国人看来，那种一味遵守交通规则的人其实就是傻子。网上也不乏将这种现象归咎“中国人不爱遵守规则”的劣根性。但同样留有华夏血脉的海外华人一到洋人中，就会马上遵纪守法又是什么道理？

一个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各种行规是支撑社会秩序的基本着力点。而当下，交警们的执法只着重抓大而放小，抓机动车的违章违规固然重要，但对那些骑着自行车、昂首阔步闯红灯的“牛叉们”视而不见，确是执法的重大过失。往往在繁华市区出交通事故的，恰恰是那些无视红灯的闯路人。

君不见警力不够吗？管不过来就干脆不管了，走走场，抓重点，让协警们苦口婆心喊话吹口笛，又有何用？不知不觉中，十字路口的执法已缺位了，而闯红灯的也由原来的个别人发展到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是啊！别人能闯而无恙，我为啥不行？

无方圆不成规矩，执法不严造就了一大批的闯关人，社会的乱象只会给闯关者带来伤害，算一笔帐，国家形象不佳扣分、伤者医疗费用自费加医保、警力加班、个人误工等等，最后受伤的还是社会和国家。

如果不遵守规则不会受到惩罚而且能够带来利益，那么人们一定不遵守规则。因此，从制度设计和执行来说，迫使人们遵守规则的最有效手段是运用利益机制，若十字路口的每一位闯关者要为闯关付出经济代价，那所谓的“中国式过马路”就不会有滋生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