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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近日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去行政化可能弱化高等教育地位。无独有偶，前几天，同样是在两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称，取消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

所谓真话，就是主体想说的话，而讲真话之所以难，就在于不太契合倾听者的期望，主体只好欲言又止或者改弦更张。无疑，在高校行政化如过街老鼠的背景下，两位校长的表态肯定不契合多数倾听者的期望。这从纪校长的观点被报道后，舆论大张挞伐就可以看出。在批评者眼里，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的出台，高校去行政化正在预热、造势之中，谁质疑谁就是阻碍去行政化，就是破坏高等教育改革的罪人。

炮轰真话简单，消解真话后面隐藏的问题不易。其实，用心读两位校长的原话就会知道，如果把去行政化当作一次坐而论道的清谈，他们根本不会反对。无论是纪宝成所说，“中国目前是以行政级别来衡量社会地位，……整个社会环境不变，又没有别的制度设计，单单把学校行政级别取消，学校与社会沟通对接怎么解决呢？”还是黄达人所说，“在现阶段社会上各行各业都存在行政级别的大环境下，如果只是简单取消了大学的行政级别，我想，不仅不会强化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地位，反而可能恰恰会起到弱化的作用”，都清晰地揭示了一个事实：整个社会唯官唯上，高校又不能隔离于社会之外，如果单纯取消高校行政级别，让高校单兵突进地去行政化，这就好比两个本质互不兼容的系统却又必须对接，能接上吗？“硬接”会不会破坏系统，影响运转效率？

“硬接”的尴尬已有先例。创办未久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是高校去行政化的大力倡导者，又是目前国内唯一没有行政级别的大学校长，他在回顾创办南方科大的过程时，直言“没有行政级别寸步难行”。以朱院士的声望和“客卿”的地位，在政府特别关照之下，他没有行政级别也勉力办好了一些事务，但能否奢求所有大学校长都是朱清时，把办好学校事务的希望都寄托于政府的特别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