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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在香港浸会大学举办的粤港澳高等教育发展规划座谈会上，深圳市有关负责人表示，“深圳将制定《南方科技大学章程》，交深圳市人大审议，避免政府直接与学校打交道会造成的行政干预，实现大学自治。”（11月13日《中国青年报》）

无论是深圳官方的表态，还是创校校长朱清时的决心，都表明南方科大要办成中国第一所 “教授治校、大学自治”的大学。这所大学究竟能否真正“去行政化、去官化”，改变衙门味道，为中国的大学改革做出榜样，公众充满期待，但这场试验性变革的效果有待观察。

如果说有人对南方科大前景存疑的话，我以为深圳以立法来保障南方科大高度自治，或许能打消一些人的疑虑。显而易见，大学自治的梦想要照进现实，不能只是口头上的大学自治，必须有专门的法律、切实的行动来确保南方科大以学术权力来治学，不受任何行政权力的干扰。

以专门立法保障一所大学高度自治，南方科大无疑开了先河，这次变革能否成功，不仅关系到南方科大自身的命运，更关系到中国大学的未来发展路径，因而，广受期待和瞩目。南方科大如何自治？除了立法保障之外，我以为一方面还需要借鉴国外著名大学的自治经验，另一方面还要认识到大学自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进而言之，完全依靠立法难以保障大学自治。这是因为，从报道来看，深圳的地方立法只能保障南方科大不受深圳方面的行政干预而已，并不等于不受教育部等其他方面的行政干扰。即便立法保障南方科大不受任何外来的行政干预，也不排除南方科大在今后自治过程中内部可能滋生出“行政化”来，需要警惕。

任何一所大学都有行政事务，自然而然至少存在两种体系，行政体系和学术体系。我们的大学行政化，就在于行政权力占领制高点，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让学术权力变得衰弱。从这个角度而言，南方科大自治，既需要抑制约束行政权力，更迫切的是如何构建学术权力体系，让学术权力来主宰南方科大的发展。

大学去行政化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原因就在于行政化的弊端虽然表现在当下，但其根源却在历史的深处，在社会制度和社会意识的深处。深圳方面为南方科大立法相对容易一些，但要改变社会制度和社会意识又谈何容易，不仅需要决心、需要思路，也需要时间。

尽管我认为单纯靠立法难以保障南方科大“去行政化”，但南方科大这样的探索无疑给了国人希望。不久前刚刚辞世的科学大师钱学森曾数次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以为，正是由于大学行政化阻碍了学术自由和教育创新。有了南方科大“去行政化”这样的探索，无疑，中国的大学就有希望培养出像钱学森这样的大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