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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监管是个系统工程，只要有一个环节出错就容易前功尽弃，只要有一个部门不努力就有空子可钻，这就得有人来把总关、负总责，“一把手”显然是最被寄予厚望的人选。但是，“一把手”负总责的事情不少，同样是政绩考核的内容也不少，比如安全生产，在一些地方却曝光了“多省出现矿难瞒报现象”这样令人尴尬的新闻；比如节能减排，一些地方却强行拉闸限电，制造出一张漂亮的成绩单。尽管“纳入政绩考核”屡屡被视为“杀手锏”，但实际结果会不会与初衷背道而驰，谁也不能写包单。归根结底，“纳入政绩考核”仍是上级领导在考核，社会公众对于考核模式、考核程序以及各种考核细节，都无法得知，无从参与。在我国“会议中落实、数字中发展”的传统行政模式中，考核有时沦为形式主义，也就不难理解了。虽然不排除囿于上级意志的考核是必要的，但最终的效果终究不如一场真正发挥民意的考核更直接、更有效，尤其在食品安全这种关乎千家万户的重大民生问题上。

应当承认，“一把手”负责可以把原来分散在各个部门的监管权力集中起来，变多头管理为集中管理，将十几条“枪”换成一门“炮”，因为官员存在倒逼压力。但是，食品是一个流通的过程，从生产、加工、包装、运输，直到销售，这往往是横跨几个行政区域的事情，万一发生了食品安全问题，会不会从如今各部门间的互相推诿演变为一把手之间的相互卸责？在民意对官员考核内容与方法失语、官员只需对上负责的前提下，食品安全的政绩考核会不会也上演瞒报、作假的戏码，值得警惕。纳入政绩考核体系是一个硬手段，却也不是灵丹妙药，关键就在于如何用好这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