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下旬，江苏灌云县的不少市民都收到了“交通违规‘优惠券’”。除了对交通法规宣传外，凭券罚款可“打5折”。此外，违反交规者还可“现场求助”，接听电话者如能准确答出，可直接免罚。此事引发热议后，当地交警部门承认，“优惠券”等说法不够严谨，已纠正。（7月6日《新京报》）

“交通违规‘优惠券’”结束了昙花一现的命运。宽宥的，是因为人家只是说说而已，没有当真“打折执法”；再说，面对法不责众的电动车违法现状，摒弃执法的原教旨式严苛，似乎也是一种“次坏选择”。反对的，是因为这种菜市场式的“执法交易”，戕害了法律的威严与信仰；何况，中国执法环境中的弹性之虑，始终是民众心中历史性的“块垒”。

在需要严格执法的时候，过度阐释法理中的“情分”，就算不是居心叵测，起码也不是真正务实的态度。

抛开“优惠券”本身的是非，此事在全国引发热议，除了司法层面的争执，背后的真问题，或者还指向城市对于庞大电动车族群的依法管理。

据中国自行车助力车专委会粗略统计，2004年电动车全国保有量为2000万辆；截至2014年，电动车保有量已达2亿辆。十年，数量增至十倍。一方面，这些电动车成为快递、外卖等必备生产工具，在节能减排上面功勋卓著；但另一方面，超标电动车带来的隐患、驾驶者违法行为带来的风险，已成为不少城市的心头大患。根据公安部发布的《道路交通事故统计年报》，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从2004年的589人飙升到2013年的5752人，增加了近10倍。民生的出行需求、管理的风险担忧，最终化为各地“禁摩”决策中的脸红脖子粗。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法治思维能贯穿始终——企业能依据靠谱的国标生产合法的电动车，使用者能从领证到上路都在交通法规的严管之下，不在法外之地的电动车，又何至于让人爱恨交加呢？

我们在承认电动车拥有合法路权的同时，不该忘记一点：电动车驾驶者守法守规，亦是事件中亟待重申的常识。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一次将全民守法与科学立法、公正司法、严格执法，置于全面依法治国的同一维度来要求，这固然体现了顶层设计对全民守法的重视，起码也说明部分公民的守法意识令人担忧。弱势道路参与者如何恪守法律底线、珍惜权利本分，这个问题不能总是指望制度创意来引导。

“交通违规’优惠券’”是张基层执法素养的试纸，更是反思城市电动车依法科学管理的契机。废除一个不恰当的制度创意容易，但，如何让普遍性违法行为纳入“法内之地”，这个问题不能常年无解、常年扯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