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头“12·04”火灾正把沉重感从新闻纸上弥漫开来，隐藏于其后的真相也渐次清晰：4日15时30分，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陈店镇一内衣厂发生火灾，16时30分被彻底扑灭，火灾中共有15人被困，其中14人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5日下午3点30分，汕头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犯罪嫌疑人刘某云由于被作坊老板欠薪3000元而纵火。

其实已经不必再去等待真相完全呈现，我相信许多围观者已经得出类似结论：纵火行为当然要被唾弃，但这首先是一起关于廉价产业工人的悲剧。因为谋稻粱于法制并不健全的家庭作坊中，所以劳资双方的力量相差悬殊，欠薪行为由此发生，而因为个体维权成本太高，被欠薪的工人只能采取私力救济的方式。大火之后，我们必须反思社会讨薪机制的缺失，也必须“重新看见”可能大量存在的“血汗工厂”。

我理解持此观点者的焦灼之心，不过其中显然隐含着一个危险的前提认可：刘某云的纵火行为，是不到位的社会机制“逼”出来的。可是，有什么比不可复制生命的价值更大？丧失了对于他人无辜生命的尊重与敬畏，无论什么样的行为也都丧失了其本身的正当性。“强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弱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这句话无法构成漠视生命的强大逻辑。我们不能选择性无视这一点，或习惯性无视这一点。

更进一步来反问，就算现实中我们的社会维权机制是齐备的，纵火的“刘某云”们就不会出现吗？恐怕也未必。社会是真实且复杂的，并不那么完美的法律与制度，并不能防范每一起欠薪案，以及可能因此而起的纵火案。事实上，诸如欠薪之类的生活难题对于每个人都是存在的，如果稍有纠葛，就恶向胆边生，那么社会的整体安全又何以保全。正缘于此，一味地去指责“社会”与“机制”显然有些极端化了。更应该追问的，还是刘某云的人格缺陷与行事态度。

一起惊天大火，值得整个社会为之省思，并找到它的所由何来，但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社会显然是一种矫枉过正。过度的社会话题化无法杜绝下一个刘某云，也会令我们看不见现实中更真实的问题，譬如，大火中丧生人员的赔偿将如何来解决。在死之前，她们可能是贫困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在死之后，她们却将面临没有保险、老板可能无支付能力等种种难题，而泛泛的社会病症说显然无法抚慰这些身后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