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人苗卫芳2008年考取河北大学研究生，毕业后，苗卫芳没能找到一份理想的“铁饭碗”工作，最终回到村里种地。苗卫芳回乡后，其父苗风山感觉压力巨大，选择了服毒自杀。一些村民以苗卫芳为“反面教材”教育孩子：“看他，这么多年学都白上了，以后不要跟他学。”(10月17日《燕赵都市报》)

从记者的采访中，我们得知苗卫芳的梦想“就是创作文学”。他之所以在取得研究生学历后选择回乡务家，一方面是因为年龄偏大，客观上就业不容易；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自己的“耕读情结”，想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和宽裕的时间，圆自己的“作家梦”。

按理说，苗卫芳的选择并没有什么不好，既可以自食其力，又可以能满足自己的兴趣爱好，可谓是“鱼和熊掌兼得”。但就是这样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个人选择，家人容不下——父亲以服毒自杀的极端方式予以反对；村民容不下——以他为“反面教材”教育孩子。

其实，不论是家人容不下还是村民容不下，都是社会容不下他这种选择的缩影。在不少人的眼里，让一个研究生当农民，是在浪费优质教育资源，简直就是“大材小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几乎是每一位中国家长的期盼。这样的人生规划和价值取向，深深浸润在人们的脑海中，流淌在人们的血液里，几近成为“定律”。在村民和家人根深蒂固的观念里，像苗卫芳这样的高学历研究生，不说是飞黄腾达、光宗耀祖，至少也要捧上“铁饭碗”才行，怎么能回乡当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呢？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我们不能再用精英教育阶段的就业期望值择业。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说，“理想的状态是每个人都从事自己最喜欢、最擅长的职业”。近年来，媒体相继报道了北大毕业生卖猪肉、高校硕士研究生当楼管员、哈佛大学优秀学子当出租车司机等的报道，他们当中不乏有令人羡慕的成功者。事实说明，如果仅仅以他们选择的职业来衡量是否成才，这种观点不仅有失偏颇，而且走上了极端。回过头看，即便苗卫芳因为自己的选择最终没能成为“大作家”，但这种努力奋斗的过程，依然丰富了他的人生，发出了自己的光彩，也不失为一种成就，应当得到社会大众的理解和尊重。

社会为每个人提供的发展平台，没有优劣高下之分，倘若没有勤奋专注的品质，没有对目标的执着努力，没有坦然面对挫折失败的的态度，成才不过是空中楼阁。给“农民研究生”自主选择多一些宽容吧，这不仅表明我们正在学会用包容的心态、多元的标准对待多样化的就业现象，也是社会更加成熟理性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