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08级硕士研究生苗卫芳40岁从学校毕业后，因找不到工作回家种地，被村人当作教育孩子的“反面教材”，其父为此服毒险些丧命。(中国青年网10月17日)

苗卫芳因考研成功曾被作为家乡人的骄傲，为何毕业后求职却连连碰壁？硕士研究生毕竟是人群中的少数，如果连他们都求职无门，那大多数没有这个学历的人不是就业形势更糟，观察周围，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果真要因他一人的遭遇来认定“知识无用”，那才是最大的误解。

仔细追寻苗卫芳的人生轨迹，我们其实不难发现，导演他的悲剧人生(到目前为止)的，完全不在于读书太多读傻了，而在于观念陈旧思想僵化，用通俗的话讲就是——死读书。能入书而不能出书。

首先必须说明两点。一则，种地并不可耻，劳动致富没什么不好，只是这于历史系研究生毕业的苗卫芳而言，专业既不对口，也谈不上体力和技术上的优势。二则，换个角度看苗卫芳，他是优秀而坚韧的。因境贫寒，高二就被迫辍学的他并没有听凭命运的摆布，国家放宽高考的年龄限制后，他一边教书一边自学，三年拿下专科，五年拿下本科，又于2008年一举考上研究生，试图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他终于看到了人生的曙光。读书三年，他还写成了30万字的小说，其中不乏他自身的奋斗史。

然而，让人始料不及的是，毕业后的他在求职中却连连碰壁，最后被逼无奈只好回家种地，本来疾病缠身的老父自觉颜面无存服毒险些丧命。是谁制造了这样的悲剧，笔者认为，除过40岁的年纪偏大给他求职带来障碍这样的客观原因，最根本的障碍恰恰在他自己。

首先，他没有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即生存与发展的关系。

苗卫芳有他的文学梦，在校期间就写出了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二月兰》，毕业后他的理想是找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当公务员或进事业单位，以方便自己继续进行文学创作。而这样的“铁饭碗”至今没找到。经熟人介绍，他曾到保定东方双语学校工作，负责校报编辑和领导讲话稿写作，仅仅十余天便辞职。他自己解释的原因之一是“没有一个适合的写作环境”。

苗卫芳的家境并不好，高中辍学后从事着收入微薄的半工半读生活，研究生毕业后父亲疾病缠身，按理他应该首先关注于家庭经济收入才对，实际上他却仅仅因为“该校领导(指保定七中)总想骂人”以及“没有写作环境”这样的借口匆匆离职了。生存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却一味抱持着内心的清高追求理想，这样下去，若非家里还有几亩薄地，真的会饿死人的。这一点，他可能到现在都没想明白。也许，在苗卫芳的心里，真的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吧。

其次，不愿意从自身找原因，主动发现并克服职业发展中的“障碍”。苗卫芳曾到保定七中应聘，试讲中因口才欠佳被淘汰，他对此总结的原因是“招录不公平”；今年7月，曾有灵寿县护驾曈中学主动邀请苗卫芳去任教，可惜对方出价2500，苗的要求是2800，只因300元的差价没有达成合作，其结果是一分钱工资没有。不晓得苗卫芳为什么较这个真，他放不下的究竟是300元呢，还是他硕士研究生的身价和可怜的所谓自尊。借用比尔盖茨的一句话来解释这一点——在你还没有大的成就之前，你的自尊并不重要。在苗的眼睛里，为什么总是错在别人，自己就不愿作一点改进和妥协呢？殊不知这一点点的固执却恰恰成为他的境遇更加悲惨的症结所在。怨天尤人，铁定没有出路。

再者，一味求稳，逃避现实。市场经济时代，稳定的“铁饭碗”在很多行业和领域已经不复存在，却是苗卫芳“宁缺勿滥”的执着追求。面对种田的日子，面对村人的种种讥讽，他却说自己有“耕读情结”。不知道面对贫困的家庭，面对疾病中唉声叹气的父亲，他的耕读又如何田园的起来？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新华社记者到陕北采访，遇到一个放羊娃。记者问，你放羊做什么？回答：挣钱。又问，挣钱作什么？答：娶婆姨。复问，娶婆姨作什么？答：生娃。再问，生娃做什么？答：放羊……苗卫芳一定程度上就和这个放羊娃一样，把自己苑囿在一个没有突破的循环里，自我陶醉、日渐窘迫。

说到这里，笔者突然想起，数年前，陕西西安曾有记者写过一篇后来引起轩然大波的报道《北大才子长安街头卖肉》。报道讲述了陆步轩的故事，现在想来，其中诸多细节表明，在生活追求上，苗卫芳和他很有相似之处。

毋庸质疑，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但很显然，知识不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渠道和决定因素。一个人，无论学历多高，如果一味认死理、钻牛角尖、思想僵化，逃避现实，自命清高，处理不好自己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想要获得大的发展，那也是不太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