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拟推行公务行为终身负责制，实现责任到人。公务行为出现过错的，责任的追究不因行为主体的职务变动、岗位调整而分离。我赞成《长江日报》评论员关于问责制需要反思的观点，理解对最大纵深的“消极防御预案”能否“落地”的怀疑。我要说的是，推行公务行为“终身负责制”，首先要让当事公务人员在公务行为之前明确自己有何责任。

在美国的公务行政制度运作中，最起码的一条是，每个人在执行公务时，都必须以自己的行为对法律负责。出了事的话，任何一个人都必须使陪审团相信，他在执行命令时是确信该项命令不违法的，否则，执行者照样有自己的一份法律责任，该坐牢的还得坐牢。在这条规则之下，美国的高层领导很难在一项违法行为中，任意推动自己的下属。

尽管我国在最近立法中也有类似的规定，但整个行政生态中仍然流行“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官大是理，人微言轻。有些安全事故和腐败案件被追究，浮出水面的那些人不一定就是真正的责任者，有的本来难以承受之重，有的可能是受命顶包。很多真正的责任者，说客观点是挂一漏万，说直接点是金蝉脱壳，法纪利剑往往与他们的外套还相距甚远。

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像西方人那样相当在意当事人是不是“知法犯法”，特别是对“知法犯法”的重惩事实上没有成其为一项重要原则，导致很多人不是依法办事，而是依权力意志办事，看领导脸色行事。事后，强者可能一推了之，弱者无奈替别人担责，有人在利益攸关的权力和舆论的庇护下受到同情与关照，也给纪检监察和司法部门“选择性执法”预留了空间。反过来，造成整个社会责任不清，运行失序，行政失信，有些恶性事件反复上演。

如果我们把公务行为的主体，无情地锁定在法律约束范围内，首先让他直面法律的威严，并规定，为了守法，不惜“顶撞领导”，可以断然拒绝，甚至付出行政运行的其他成本，那将大大减少“知法犯法”。这样，把违法犯罪的风险必然倒推到更具有权力的领导和上层，使其行为没有退路，权者必然收敛“行政智慧”，必然减少事后隐患。在这样的前提下，再来谈公务行为终身负责制，我们没有太多理由坚持怀疑。再说，你现在的责任都分不清，难道多年后还更容易廓清，人们会更有担责的自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