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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各位代表委员如何说真话的问题，在两会渐近尾声的时候，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反思。先是会议初开时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张维庆感慨做高官20多年，“说真话越来越难”，并建议改变不正之风应从领导干部做起，彻底改变“说真话越来越难”的会风、文风。（3月7日《新京报》）紧接着，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政协主席朱振中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因为敢讲真话，8分钟的发言赢得了全场9次掌声，最后一次掌声经久不息，长达20秒。他发言的题目是：狠刹搞形式唱高调耍花架子的不正之风。（3月11日《新快报》）

　　有论者注意到，两位高官都是快到退休年龄的委员。这让大家感慨，只有快退休的人才敢讲真话，那些离退休还早，仕途看好的官员为个人利益考虑，尽管想讲真话，但“要不就不讲，要不就不痛不痒说一说”（朱振中）。当记者提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朱振中说，“是不是到退休前，而且到退休的时候，才特别敢讲话，我倒觉得不一定是这样。我觉得，我应该履行一个政协委员的职责。”（3月12日人民网）

　　为什么讲真话越来越难？不妨从一个反面的例子来看。10日上午，温家宝参加河北代表团审议。回想起他一个月前的河北滦平之行，温家宝说，自己没想到“农民那么敢发表意见”。（《燕赵晚报》3月11日）当我将它作为一个敢讲真话的例子和同事聊起的时候，同事对我的判断力表示不屑——农民当然敢讲真话，因为他们什么也没有，无需顾忌。

　　农民无官一身轻，不需考虑自己的仕途；农民不是工商联成员，无需为自己的企业生存环境考虑取悦当地官员。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农民对政府施政的效果最具有发言权，而一些两会上的代表委员与基层隔膜，将自己的政治身份当做荣誉和编织关系网络的渠道，农民不说，这真话还能谁来说？“朝野”中人与“草野”中人，各自利益盘算不同，自然讲话的方式不同。

　　官员们讲真话难，难在一把手权力太大。牟新生呼应张维庆时说：“我在海关10年，当一把手8年，感觉就是一把手权力太大，尤其在用人上，说一句话，别人很少敢说不。”想想看，一个事情，领导已经有了定论，下级何敢反驳？——自己的仕途系于领导一身，说不好会有政治风险。真话，不敢说，没办法说。

　　身在朝野，官员们比老百姓更了解矛盾的纠葛之处，却难以说真话，还难在庞大的利益部门和利益集团难以撼动。全国政协委员金正新说，自己知道的一位市级政协委员，曾调查揭露一个部门的乱收费问题，却遭到了该部门的打击报复，“有些委员反映说：提案有深度，触及了部门的利益，或伤了某些领导的面子，怕受到打击报复，干脆不提了。”（3月12日《中国青年报》）如果说真话的结果，是自身安全都难以保障，而打击报复者却相安无事，我们如何求得真话？

　　真话稀缺，而一些套话、空话或者假话、雷人的话却越来越繁茂。居然还有人借自己的雷人之语大赚特赚：因为建议关闭网吧而一炮走红的全国政协委员、陶然居饮食集团老总严琦就是一例：全国政协委员韩方明在人民网微博透露，3月10日晚，“一众人马应邀去严琦委员的陶然居晚宴，席间她对关闭网吧的提案颇为沾沾自喜。又称她的陶然居品牌由此话题增值五个亿。”韩委员闻之大不快，遂讥之：“那你岂不是开次两会赚了五亿？”（3月12日人民网）身兼政协委员政治身份，严琦委员非但没有为基层讲真话，反而借两会搞植入式广告。这样的委员，不值得尊敬。

　　讲真话的土壤正在流失。让真话回归，让真话作为民主政治的必要资源发挥作用，首要的就是培养土壤。党内民主建设、相关法律制度建设，包括如何让那些不合格的代表委员退出的机制，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真话是时代进步的动力，呼唤真话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