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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睡衣睡裤不能出门”。这是2010年上海召开世博会之前，该市政府对居民的要求。而这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一方面，穿睡衣确实不符合国际礼仪，但有声音也认为，如果连睡衣都管，社会的自由度就会降低。(10月29日《长江日报》)

为什么上海市此举招致反对呢？是政府做了它不该做的事。试想，“穿睡衣睡裤不能出门”如果交给公民组织去做，还会有这样的非议和麻烦吗？而且，这样的事情，原本就应该交给公民组织。公民组织是公民的自发性群体，它的号召不仅更有利于公民遵行——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公民自愿自治的，还可以避免“监督难”问题——毕竟政府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地监督和检查，而遍布社会的公民组织则可以做到。

现在，公民组织分内的事，换成了政府去做，除了“执行难”“监督难”外，还会让人产生抵触情绪。政府意味着权力，而权力又影响权利。当政府用强制的权力规定代替公民组织自愿的要求时，就容易让人产生抵触心理，这是“如果政府连睡衣都管，社会的自由度就会降低”推论的根本所在。

不知道上海市为何没有想到求助民间组织去做“穿睡衣睡裤不能出门”的事儿，也许是民间组织过弱，也许是政府的习惯性动作，一遇到问题，习惯用强制性的权力达到目的。其实，无论哪个原因，上海市这一“穿睡衣睡裤不能出门”的要求，都是一个政府出力不讨好的标本，而这个标本预示着，政府对权力解决问题的执著。而这恰恰是公民社会需要权力坚决摒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