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宇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国民总时间。在全国人民居家自我隔离的这些天里，新闻媒体在国民总时间中占据的份额虽然没有准确的统计，但比平时肯定有大幅度的提高。刷着新闻过日子，全国新闻、本地新闻，专业新闻、社会新闻，已经不仅是媒体人的习惯，而是全民的习惯。

随着公众对媒体报道更加依赖，大家对报道质量的要求也在提高。每一家媒体机构和每一个新闻从业者，都应该自问，是否对得住这些时间精力，以及这些信任与期待。

我们在同一条船上，媒体是船上的瞭望者，如果瞭望者打盹走神乃至擅离职守，整条船的安全性就会大打折扣。我相信每一位新闻同行也都感受到了，我们绝不是置身事外的观察者，而是与这条船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成员。命运共同体这个词此时显示出了它的沉重分量。

“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我想，此时引用曹丕的这句名言应该不算引喻失义。新闻业务探讨，从未如现在这样关系重大。

在海量的疫情报道传播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悖论式的现象：很多时候“坏消息”更加使人淡定，而有的“好消息”却让人不知所措。

比如一些反映武汉当地“住院难”问题以及患者家庭实际处境的报道广为传播之后，读者自然会为一幕幕人间悲剧伤感落泪，但传说中的恐慌是不存在的。外地的读者在伤心过后其实更能体谅疫区人民，自觉摒弃贴标签、地域歧视等内耗举动。疫区人民看到报道，焦虑的心情也能稍微平复。

事实证明，原汁原味的普通人故事最能拉近人心与人心的距离。

再比如，每天一睁眼都是比前一天更多的确诊人数，从几十几百到一千两千三千，曲线依然很陡峭，但很少有人因此就觉得天要塌下来。因为人们知道，确诊数字的升高也意味着确诊效率的提升，“坏消息”背后隐藏着好消息。

宏观数字如此，具体信息也是如此。现在有一个好的趋势，很多地方在通报确诊病例时公布的信息越来越详细，将已确诊病例信息精确到了小区。我发现很多天前就听到的一个传言是准确的：一个患者就在我们隔壁小区，说是隔壁小区，其实两个小区是有内部道路连着的。知道了这个“坏消息”，我也并没有觉得周边环境更不安全了，反正本来就在家宅着，晚几天再出门就是了。

信息透明不会滋生恐慌，哪怕传播的是“坏消息”。相反，人们在信息供给不足的时候最容易恐慌。黑夜里只要有灯，鬼魅就无处藏身。经过证实的“坏消息”，能够让人心里有“底”，仔细想想其实不难理解。

更耐人寻味的是让人不知所措的“好消息”。这就要说到著名的双黄连了。双黄连一夜之间走红大江南北，第二天一早又被迅速辟谣，做报道的是权威科研机构、权威媒体，辟谣的还是权威科研机构、权威媒体。

事后，很多人批评抢购双黄连的跟风者“无脑”“愚蠢”“缺乏判断力”，不能否认这些人可能确实看新闻不仔细。报道里没有一个字建议普通人购买使用双黄连。但是换一个角度来想，最开始做报道的时候是不是应该预料到会造成这样的“次生后果”？因为这些年来，抢醋、抢盐这些事我们经历过多次。如果最初双黄连的报道不要斩钉截铁地说“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而是有一说一地注明“缺乏人体试验的有效性、安全性证明”，并且在醒目位置提醒“个人不能擅自用药”，那么这起抢购风波也许就不会发生。

“坏消息”安定人心，“好消息”有时却制造混乱，只说明了一个朴素的常识：判断“正能量”“负能量”的标准不是表面的“好”与“坏”，而是信息是否真实可信。

（作者西坡为澎湃新闻首席评论员）